2014年全国报告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达10.3万多例，这部分人群看病就医的需求是个无法逃避的难题。尽管这些年来每一个世界艾滋病日都在呼吁终结歧视，一些明星大使也不遗余力地出来“站台”宣传，消除公众对艾滋病患者的恐惧，但当我们真实的面对一名艾滋病患者时，下意识地还是会启动心理上的“防御机制”。在这一点上，医生其实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医生在诊疗过程中要和艾滋病患者更“亲密”的接触，甚至还要直接面对艾滋病患者的血液暴露。除非像地坛医院这样的专业传染病医院，医生才会具备专业的防暴露感染知识并且采取到位的防护措施，做到万无一失。普通综合医院的医生对艾滋病的认知很多时候未必比一般老百姓高，医院本身也无法提供极尽专业的防护。
    天津肿瘤医院的困境就在于此。医院出于对医生的保护，权衡利弊，只能放弃患者，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迫使患者私改病历，并在手术前逃避常规检查，将更大的风险推向了其他不知情的医院和医生。在防护到位的情况下，医生尚有不小心被感染的风险，更不用说医生不知道自己手术刀下是个艾滋病患者又要面临多大的感染风险，想想都会脊背发凉。
    晓峰的案例对其他艾滋病患者会形成一个参照效应：既然就医注定会被医院拒绝，不如一开始就千方百计隐瞒病情，作为一个非艾病人去就医、做手术，反而会省去诸多麻烦。这样的患者对医院、医生来说就如同偷装的定时炸弹，一旦出现血液污染，结果就是灾难性的。
    每个人的初衷都是想好好活着，所以我们既不能指责晓峰“缺德”隐瞒病情，也不能骂医院无情见死不救，双方都是经过权衡利弊后的无奈选择。
    “平等就医”并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实现艾滋病患者“病者有其医”，前置条件是要对医护人员特别是基层医护人员进行科学到位的艾滋病防护培训，采取可靠的保护措施和机制，保障其健康权益。将维护传染病防治人员健康权益的相关规定落实到位，解除医务人员的后顾之忧。保护好医护人员，也是对患者的维护，将有助于破解染艾者就医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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