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鼓励我应写点有关艾滋的文章，想想也是。 我进入此行已20多年了，经历过不少事，我想先选些事说说。我总觉得，不少事值得我们共同思考。
我的入行
艾滋病的诊治形成一个专业，成为感染病学科一个很大的子学科，是1981 年以后出现的事。而我进入这一行则更晚，只是国内同行认同我在国内是比较早的一员。我原来就是感染科大夫，最初我是师从钱惪、刘约翰等教授，当然跟随后者的机会多些。众所周知，刘教授当年在全国是屈指可数的寄生虫病名家，我随他辗转疫区现场，进行血吸虫病和华枝睾吸虫病的防治。我在寄生虫病研究的氛围中被熏陶了10余年，学会怎么掌握病原特点进行科研，正因为此，我能在文化大革命终结后，立即着手进行囊虫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并于1983 年因首创该病的治疗方法，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二等奖。该疗法在30 年后的今天仍在应用，挽救生命数以百万计，《上海地方志》将该成果收入寄生虫病篇，成为《上海地方志》里 自民国以来值得记录的几个成果之一，彰显上海对全国的贡献。
其后乃师从戴自英教授，并成为他的主要助手之一。戴自英教授胸襟宽广，眼光远大，刚柔有度，组织有方，是我辈之榜样，这不是今日的话题。而他擅长的是临床抗生素学和细菌性感染病。在他的启发下，在国外保密的情况下，摸索出国内首套肠杆菌科细菌的快速诊断试剂盒，和国外的Micro ID 相似，该试剂盒可缩短细菌鉴定时间，有利于尽早选择合理的抗生素，提高抢救成功率，此成果获1988 年度上海巿科技成果二等奖。按一般的思维，我应该继续沿此方向走下去，多年后，也许会取得更多成绩。但此时，我有机会去美国做访问学者，要求在纽约著名的斯隆•凯瑟琳纪念医院进行艾滋病研究。该医院以肿瘤的研究和临床闻名于世，而感染专业同属于康乃尔大学医学院，据说在当年的全美排名中列第六，1980 年代末他们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就是艾滋病。
我乃面对着选择，是继续原有的研究方向，还是走向新的领域？后者需投入更多精力，努力学习病毒学理论，做好研究，配合好临床。在众人的开导下，我选择了后者，在美国教授阿姆斯特朗的指导下，完成了第一个研究，即以3种作用于艾滋病毒生活史不同环节的药物，联合攻击病毒，取得很好的结果，第一篇论文就发表在美国重要杂志上，那是1991 年，标志我正式入了行。
入行后的坎坷路
1994年，我回到国内，准备开展艾滋的临床工作。1994 年意味着距离艾滋病的发现已有13个年头了，该病的发现是以1981 年6月25日为标志的，那天美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在例行的周报（MMWR）中提及一种“怪病”，病因不明，暂定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英文缩写为AIDS，中文翻成艾滋病），1983年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率先发现导致艾滋病的病毒，后定名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 。尽管10多年过去了，国内对艾滋病的处理，尚无章可循， 没有一家医院敢收治艾滋，因怕一旦收了他们，把其它病人都吓跑了，医院收入会减少，多少亿元的年增长预算会因此泡汤，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可是，上海的艾滋病人总得有人关心吧，我和上海CDC的康来仪教授一拍即合，二人合作做这件事。在今日上海地铁7 号线常熟路站处（常熟路西侧），原来那里是上海CDC 的所在地，开了个门诊部，每周1次，集中了全上海的HIV 感染者，有的是未发病，部分则已发病，后者被称为艾滋（AIDS）病人。由于社会的歧见，可以和他们说话的人不多，于是他们把门诊部当成心灵的港湾，他们会把一些隐私和困难告诉我们。
如一位因一时冲动而和非洲留学生堕入爱河的女士，此留学生把HIV传染给了她。后来，她和中国人结婚。发现感染后，为了让她的家庭得以维持，康教授和我都做了不少工作，并给予正规治疗。20 年过去了，病人目前的状况不错，家庭也和睦。一位嘉定区的病人，不知那个环节泄露了他的情况，致使他的杂货店生意一泻千里。我们除了心理安抚之外，同时设法进行治疗，并发挥CDC 的优势，及时检测病毒量，测定耐药状况，一旦出现耐药，乃适时换药。迄今病人仍很好地存活。当年在简陋门诊接受关怀的病人，于20 年后的今天，大多活得不错。但康教授和我都做得很辛苦。
千禧年成为转折年
千禧年来临之际，发展中国家防治艾滋病的局面出现了龧光。原来在2000 年到来之前，全世界各国领袖齐聚联合国，共同制订了一个向贫穷宣战的宣言，该宣言中专门有针对医疗卫生部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重视控制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3大感染性疾病。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忠实地履行自己对全世界的承诺，我和康教授面对艾滋所做出的努力，就像单枪匹马战风车一样，这种力不从心的局面终于得到改观。
首先，中央出台了HIV/AIDS的免费治疗方案，除药物免费外，配套的肝肾功能检查等检测的费用也全免，至于免疫细胞的监测和血中病毒量检测，乃依据各地方的财力而定。各省市的各级CDC 参与上述工作的管理，各地均有定点医院收治AIDS 病人。
其次，中央设置了重大科技专项，下拔的科研经费很可观。据我所知，我国除对联合国要求的艾滋病、结核病之外，同时对中国常见的乙型肝炎也同时予以重视，三者均有足量的研究费用。
随着艾滋病的免费治疗，病人的治疗有了着落，寿命延长，病毒量减少，有利于阻止传播。但是10多年来，病人数还在攀升，该病的防治任务还是任重而道远！
村民的愚昧令人心寒
“血霸”在河南省惹了祸，祸害所造成的伤痛至今未愈。大约在1995-1996 年期间，或在其前后，一大批“血霸”涌入河南省，俨然以救世主的姿态降临，声称可帮助农民迅速进入小康社会。一时间，村庄坊间的墙面上充斥了醒目的标语，其中有一条是“要小康，卖血浆”，它的鼓动性最强，一场空前绝后的卖血运动悄然展开。
北京协和医院的著名教授王爱霞曾亲赴河南省调研，见到一位卖血后的村妇，惊奇地问她：“不要命啦？你怎么能一天之内卖三次血呢？”这村妇却从容而自信地回答道：“我没有亏啊，你看，我抽出多少，回来还是那么多。”问题就出在“回来还是那么多”，原来“血霸”要的是血浆，在村妇的全血被他们抽出之后，“血霸”把血浆分离出来，留着做高利润的交易，而对余下的血球，乃加入 一定量的生理盐水，再还给村妇，所以她只看到红彤彤的“血”又回来了。 但她不懂，她宝贵的血浆已被换了盐水。而正是这个血球的回输，造成艾滋病的传播，因为血球的分离，血浆的提出，血球的再稀释，过程繁复，而且又是许多份血放在一起，同时进行操作的，非常容易交叉污染。只要1份血含HIV ，就会一传十，十传百，犹如星星之火得以燎原。
顺便也要提一下“血霸”之残酷，村民卖1份血的代价，仅52 元左右，这是我们城市人所不能理解的，也许他们有很重要的支出，只是我们不知道吧。更恶劣的是他们对每份血都检测肝炎病毒指标，一旦出现阳性，他们最优先要做的事是告知村民：“你这份血的质量不好，有肝炎，要扣掉5元！”显示他们是按质论价的，但血浆照用不误！他们惹的祸，除了艾滋，当然还有肝炎的传播。
“血霸”们攫取的血浆卖给生物制品所，后者将其加工制成许多产品，其中就包括血友病人所必需的8 因子。血友病是一种先天性疾病，天生就缺少8因子，凝血过程需要很多因子参与，缺一不可，不然，血液就凝不住，容易出血，血友病人必需定时补充该因子。而1995-1996 年间出厂的8 因子，所用的血浆，相当部分是来自河南省，污染了HIV 的不在少数。这种血浆制成的8因子自然也带HIV，上海的血友病人无一幸免，都感染了HIV。目前60 多人在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下，都生活得很好，当然前提是要有市政府的关怀，并投入大量财政，也就是用了许多纳税人的钱，这都是“血霸”给害的。
让笔者再写回河南农村。由于星火燎原之势，在该省造就了不少艾滋村、艾滋乡乃至艾滋县，究竟多少万人感染？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灾难面前，我们缺少的是守望相助，多的是无知和冷漠。如果村里有人因卖血而得了艾滋病，邻里们就会设法把窗户封得严严实实的，大门紧闭，以保证绝不透风，为的是防止艾滋病人走过时所形成的“艾滋风”吹进屋里，感染家人。笔者不知有多少地方是这样，但愿不是全部。不过，这股风的确影响不小，因为文前曾提到，医院不愿收艾滋病人，担心其他病人会吓跑，无非就是怕“艾滋风”。
土豪的“睿智”令人作呕
某省的大牢里关着一个大土豪，据说也是从那个部门“下海”的，凭借他的丰硕的资源——关系网，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土豪。因出现诸多身体的不适，监狱医院一时无措，乃邀请我的朋友、当地著名的艾滋病专家会诊。医生向土豪询问了病情，费时良多，非常仔细，土豪突然顿悟，反问医生：“你是不是怀疑我得了艾滋病？我可以肯定地告你，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医生反问，于是土豪乃振振有词地解释说：“凭我的经济实力，我确实是和大批女性上过床，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所接触的女性，全部是处女！”土豪提高了嗓门，着重强调最后两句。最后，土豪还显得有点高傲，又追问了医生：“都是处女，他们怎么会有艾滋？”。医生不文不火地回答：“让我们做些检查再说吧。”数日后，实验室检查结果出来，土豪百分之百肯定是感染了HIV，而且处于艾滋病期。土豪自以为睿智，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真有那么多假处女？现实就是这样，怎么会这样，笔者就不往下写了，因为读者们，你懂的！
自1981 年算起，迄今已34 年，对于此病的临床、预防以及它的传播路径，全世界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仅就传播途径而言，现在已肯定就是这3种，即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上段写的“血祸”，无论是血友病人还是村民感染，均属血液传播。当然，更多的是静脉吸毒共用注射器，本文无更多篇幅介绍；而土豪的感染则属于性传播，我国乃至全球，这一形式的传播均居第一位。土豪的形式属异性传播，而中国男-男同性恋的传播比例正逐年上升。30多年过去，全球从未见过日常生活接触可以传播本病，也就是没有性接触和血液交换，是无法传播此病的。更不要说“艾滋风”了，那好似在讲中世纪的故事。
专科医生提的问题不专业
国内某三级甲等医院感染科副高职称的医生问我一个问题：“现在用什么药治疗艾滋病？是不是用我们治疗乙型肝炎的药？”我一时懵了，不知怎么回答。事后我在想，她应该是属于常常进出商业性学术活动，拿车马费的专家，无论所听的演讲内容进行什么样的包装，目的还是为厂家服务，为了让该公司的药物能深入人心，至于药的来龙去脉，相信无人会告知，再加上不看书也混得过去，所以问出的问题也就不那么专业了。
原来，1981 年美国CDC 报告了艾滋病以后，世界各发达国家均鼎举国之力，投入巨资，力图克服这一现代瘟疫。1983 年法国率先弄清该病的病原是HIV，接着逐步弄清HIV 是怎样侵入人类免疫细胞的，然后在细胞內又是如何进行折腾的。1987年根据上述研究成果，发明了第一个抗HIV 的药物，其原理是，病毒DNA 的合成需要4种原料，即4种不同的核苷，科学家先选择其中之一，制成类似物，也就是假冒品，后者进入病毒后，也参与DNA的合成，终因有这么一个假冒原料在搅合，终导致DNA 的合成失败，以此来治疗艾滋。1992 年又有一个不同类型的“假冒”原料问世，药名为拉米夫定，治疗艾滋病的效果不錯，目前还在用。美国科学家尝试用此药来治疗乙型病毒性肝炎（乙肝），经多年的研究，证明有效。但要用于乙肝的治疗，必需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批准，但他们的审核是极为严格的，而美国肝病学会提供的资料足够严谨，FDA 终于在1998 年正式批准该药可同时用于治疗乙肝。所以1998 年是乙肝治疗史上划时代的一年，一扫以往治疗乙肝无好药物的局面。
划时代的含义并不仅是引进了一个新药，而在于引进了一个重要观念，那就是用干扰病毒DNA合成的办法在乙肝治疗中是可行的。此后美国肝炎界的学者沿此方向，合成了至少2个治疗乙肝的药物，效果很好，副作用也少。而艾滋病学界也继续为乙肝治疗做贡献，如治疗艾滋的替诺福韦和恩曲他滨等都对乙肝有效。
艾滋病在病毒学、药物学、药理学、机会感染的诊断和治疗等诸多方面，都领先于感染病专业的其他亚学科。1996 年，由于蛋白酶抑制剂的问世，导致在治疗学的变化是里程碑式的。10多年后，人们制成丙型病毒性肝炎（丙肝）的蛋白酶抑制剂，近来又加上在艾滋病治疗中已用了10余年的加强剂，据说丙肝治疗因此有望走上新台阶。我想，学科间是相互影响的，只有这样，感染病诊治的水平才会提高。
这是篇随笔，就是随意写写，不过写完了也有五味杂陈之感，总的感受是：正能量不达标，而负能量有点超标。当然，我说的是我这个领域周围的事。（作者系华山医院感染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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