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在介入社会问题的过程中，非常强调“人与环境互动”的基本框架和视角，一方面强调从身心的角度去考察个体的生理、认知、态度、情绪、行为及其社会功能状况，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从生态系统的观点考察社会环境对个体发展的支持和阻碍因素，发现弱势群体问题的原因，找到适合服务对象需要的介入策略。对于艾滋病患者的社会工作研究，需要探讨以下几个方面的相关文献。
    艾滋病不单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和文化问题。因此，艾滋病患者已然成为中国社会中的“多重弱势群体”。除了会出现免疫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的各类不适以及机会性感染外，艾滋病患者更面临从心理的焦虑抑郁到文化道德的歧视，从经济上的穷困到社会生活的排斥。总体而言，艾滋病患者的社会心理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艾滋病患者的心理反应
    作为一种恶性疾病，艾滋病患者与癌症患者一样，一旦被确诊都会出现诸多强烈的负面情绪，如：否认、恐惧、焦虑、后悔、自责、自卑、悲观、孤独、寂寞、愤怒、罪恶等。当然这些心理情绪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和情境性。
    所谓阶段性就是指艾滋病患者的心理会依据病情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病情确诊时期，容易出现极度焦虑、害怕、生气、自责、自杀等意念；在疾病开始治疗阶段，容易出现沮丧、失落、害怕容貌的变化，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担心等心理；在初次出现并发症状时，容易出现焦虑、害怕、无助，以及绝望的感觉；在发病阶段，容易出现沮丧、依赖、冷漠、自卑、自我退缩甚至隔离、害怕等特征；在疾病的末期，容易出现无助无依、害怕被放弃、失落、哀伤、消沉等心理特征。当然，无论在任何时候，艾滋病患者的心理都可能出现积极的特征，比如：坚强、努力、争取、洒脱、觉悟等。
    所谓情境性就是指艾滋病患者在不同的疾病情境状况下会有不同的心理特征。比如，当艾滋病患者被初次告知HIV阳性诊断或身体状况较差并出现相关症状时（如卡波西肉瘤长在脸上），会出现急性压力反应，包括：茫然失措、情绪极度混乱、愤怒、暴躁、否认、恐惧与绝望，甚至可能出现自杀意念和酒精药物滥用，也有可能会产生自残行动等。当然，也可能有部分同性恋艾滋病患者，由于对艾滋病以及自身的高危性行为有足够的了解，就算被确诊后也可能不出现否认和愤怒的情绪。
    总体而言，艾滋病患者的心路历程由初步的紊乱负向经验，经消极的逃避与积极的生活延伸等因应行为，转而为调适后的生命重置现象，并且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是，无论病情的好坏或外界的介入，艾滋病患者最常见的两类心理反应集中表现为害怕和失落，以及忧郁和焦虑。
   （二）艾滋病患者的经济剥夺
    由于艾滋病患者的生活劳动能力受到损害，同时也需要较充足的资金进行治疗，导致了艾滋病患者家庭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差距拉大，并逐渐被社会所抛离，并由此产生一种经济上的拮据现实和心理上的被剥夺感。
    艾滋病患者的经济剥夺最突出地表现为职业获得和薪酬方面。对于那些没有公开病情的艾滋病患者而言，由于身体的免疫力下降而需要足够的休息和营养，往往使其难以承受大量的体力劳动和过长的劳动时间，由此必然降低了劳动收入；对于那些已经公开了病情的艾滋病患者而言，极端的社会恐惧和歧视必然使其失去已有的工作，并且很难在短期内找到新的工作，或者是工资收入相比以前有较大差距，稳定的职业收人难以为继。
    艾滋病患者的经济剥夺还表现为医疗成本的增大。特别是对于那些不意去领取政府补助的艾滋病患者而言，每年花费近2万元的检测费和医药费使其经济雪上加霜。尤其是对于贫困的农村人口和城市中的弱者而言，如果不依靠国家和社会的支持，很难维持必需的治疗费用。如此庞大的医疗开支，往往使得艾滋病患者家庭面临着多方面的危机，直接的后果就是使得许多家庭的医疗保健费用大幅度增加，服装、食品等消费减少，家庭文教娱乐基本取消，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庭逐渐失去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机会和能力，甚至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纽带完全断裂，从而产生一种经济上的相对“剥夺感”。更为严重的后果则是家庭贫困程度的增加导致家庭抚养、赡养能力的下降和丧失。另外，由于部分艾滋病患者病情的加剧甚至是死亡，往往导致许多单亲家庭、孤儿家庭以及孤老家庭，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
   （三）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文化排斥
    较之于癌症，艾滋病具有更强的社会烙印，会受到更多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的标签和歧视。由于社会大众对艾滋病的病理特征不甚了解，加之艾滋病主要是通过血液和性传播，导致多年来片面地将艾滋病与性乱、吸\毒等不道德或“过错”行为相联系。在艾滋病患者被确诊的同时就被推上道德的审判台和耻辱柱，给其造成严重的心理阴影。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性的禁忌和审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将艾滋病患者看作不知羞耻、不孝无后的社会败类来看待。这不但进一步恶化了艾滋病患者的心理和社会状况，更将之推到社会的对立面和孤立面，加深了社会的误解和歧视程度，最终损害整个社会有机体的活力和公共安全。
    紧随着社会“污名化”的结果便是社会歧视，并进一步通过社会不平等将艾滋病患者排斥在整个社会制度和资源分配的外围。一方面，社会不平等体现在艾滋病患者身上是相关社会制度的“缺席”，艾滋病患者并没有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另一方面，虽然国家实施了“四免一关怀”的优惠政策，但艾滋病患者在家庭关系、社区参与、职业获得、医疗救助以及受教育机会等方面依然存在得不到公正平等的待遇的情况。并且，迫于这种社会歧视和排斥的压力，艾滋病患者可能会采取隐瞒病情、消极或拒绝治疗的行为，甚至出现报复社会的情况，进而加深社会的歧视和排斥，形成恶性循环。
   （四）艾滋病患者的社会关系
    Burnard提到一些艾滋病患者面临多重的问题，如：酒精成瘾、药物滥用、较为恶劣的居住环境以及与社会网络的隔离等，进而造成他们的社会孤立和贫困加剧的现象，其中疏离、孤立和寂寞也是常被关注的议题。社会工作专业尤其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功能，对于艾滋病患者的社会关系着重考察其自我社会关系的认知和社会关系的实际状况两个方面。
    鉴于社会的“污名化”，艾滋病患者一方面将自身觉察到的社会偏见和歧视内化到本身的信念、感受和行为中，从而不知不觉地按照社会的误解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另一方面艾滋病患者选择将自己的病情隐藏起来而告知伴侣、朋友及家属，当然也无从获得来自家庭以及社会的支持，最终导致其社会角色的失能和社会互动和交往的弱化。
    总体而言，艾滋病患者的社会交往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社会排斥性：社会大众将艾滋病患者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并暗含和假设了诸多其社会背景资料，诸如同性恋、瘾君子、卖\淫\嫖\娼等，导致艾滋病患者很难被融入社会交往圈。社会恐惧性：无论是疾病确诊还是发病晚期，艾滋病患者都对艾滋病的发病状况、经济压力、生命安全、社会歧视有很大的担心；同时，社会大众也害怕艾滋病患者会做出报复性行为，由此形成社会恐慌。社会伦理性：社会大众除了将艾滋病患者看作一类病人外，还会对其进行道德审判，甚至有人以与艾滋病患者交友为耻。经济贫困性：艾滋病患者经济比较贫困，因此社会交往的广度和深度都受到影响。当然，也不排斥某些由于从事卖淫和同性卖\淫行为的艾滋病患者具有较宽裕的经济能力，因此在社会交往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表现不错。疾病角色的隐匿性：许多艾滋病患者在从事社会交往过程中，都选择隐藏自己的疾病身份，害怕被曝光。多重失落性：一旦病情被曝光则艾滋病患者会在社会交往中面临多重压力，常常陷入人际疏离、精疲力竭、歧视待遇以及孤立无援的多重危机与失落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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