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9日晚，上海学子“感动校园人物”颁奖大会隆重举行。台上，上海中学的邓贝西接过荣誉挥手致意，随后径直走向后台，突然流下了眼泪。记者强烈感受到这位17岁男孩的成熟。刚刚第5次走进“艾滋村”返沪不久的他，心情依然有些沉重。邓贝西告诉记者：“要为他们做的事情太多了，而我的力量有限，只能尽力而为。”

高中3年，他五进“艾滋村”，送去书本文具，开设英语课程，办起村图书室，甚至成了村民们心中亲切的“村干部”；他发起成立“同一社”，积极联络慈善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解决“艾滋村”药物缺乏和设施落后问题而奔波。

我能做些什么呢？就从教孩子们英语开始吧

“这孩子，真不听话，天气转冷，让你多带点御寒的衣服和药品，总说‘不要不要’；可要你去掉些给村里娃的东西，却总说‘不够不够’，真拿你没办法。一路小心呐！”带着母亲的“埋怨”和叮咛，邓贝西第5次坐上了开往河南商丘的列车，那一天是2006年11月17日。

邓贝西要去的是千里之外的河南省商丘市一个艾滋病高发村，全村3000多人中有700多人是艾滋病感染者。第5次走进这里，邓贝西熟门熟路，他说：“来看看我的朋友们。”

想去“艾滋村”的念头，萌生于2003年6月一家杂志封面刊登的河南商丘一个因输血而感染上艾滋病的4岁儿童的照片，那个孩子叫伉伉。由于病入晚期，照片上的伉伉全身长满了脓疮，睁着一双无助的大眼睛。他立刻按照文中地址写了封信给伉伉。两个月后，终于盼来的回信却给他带来了噩耗，伉伉父亲说孩子已经走了。“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我一定要去看看那些和伉伉一样不幸的孩子，看看自己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平日性格沉稳的邓贝西说到这里总会语调上扬，表现出坚毅。

2004年4月，在母亲的陪同下，高一学生邓贝西第一次登上了开往河南的列车。他清晰地记得，村口路旁田野上遍布的小土丘，那是村民患艾滋病死后不断增加的新坟墓，村里因得病而死去的人数已达几百人。村中没有多少年轻人，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留下来的年轻人大多是带病的。“最难忘的是村民们的眼神，戒备的、漠然的。”他们不愿意与陌生人说话，似乎总有堵墙横在当中。“他们对死亡似乎已经不再恐惧了，因为已经习惯，甚至连几岁的孩子都一样。”邓贝西说。

事先作了准备———邓贝西带去几包学习用品和书籍。“让我们先从ABC学起吧。”村里的孩子从没上过英语课，这个高一学生就当起小老师，像模像样地上起了英语课。第一次用复读机，孩子们既好奇又紧张，邓贝西就手把手地教，“就在我拉起孩子手的那一刻，我知道他们已真正接受了我。”村民们看他的目光也完全不同了，他们打心眼里尊敬和感谢邓贝西的到来。

“一次、两次……那里像块磁石让我时时牵挂”，为人低调的邓贝西饱含深情地说起这句话时，是如此钟情、如此陶醉。

2005年8月，邓贝西再次背负十多公斤杂志、文具和生活用品，第三次踏上14小时的旅程。这一回，他像是到亲戚家“串门”似的，再也没有一个村民把他当陌生人了。“他们对着我笑，围着我叫我‘哥哥’‘哥哥’，还有孩子嚷着向我汇报‘我的语文考了满分，但是数学没有考好，好难过”，邓贝西说，“那种感觉应该就叫幸福吧！”

一个上海中学生不远千里为孩子们上课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村里的每个角落。邓贝西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他们知道这个少年是真心来帮助他们的，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感激才好。于是，上完课，村民们就自发前来围坐在他身边，跟他絮叨着———有说自己患病后种种遭遇的，有说村里以前和现在不同状况的，甚至还有村民家长里短地跟他说起家务事。邓贝西说，“那些故事我都很爱听，但有时候会听不大懂，我就都一一记下来，我想也许我现在帮不了，但以后或许会有机会的。对他们来说，我就是那一线希望。让我们都伸出手传递温暖和力量“。

从第一次进“艾滋村”开始，邓贝西就与一个叫冉冉的小女孩结对了。冉冉是母婴传染，已经和病魔作战了10年。第三次再去，没说几句话，一旁的冉冉爷爷眼圈就红了，医生诊断冉冉到了晚期。回到上海后，邓贝西从媒体上了解到，克林顿基金会曾为中国的艾滋病儿童无偿提供过药物救助。他立刻写信到克林顿基金会，为当地儿童申请提供药物救助。利用假期，邓贝西跑遍上海的各大制药企业，希望能寻求到药品援助。

2005年10月15日，邓贝西被授予“上海市十佳金爱心学生标兵”，颁奖典礼上，他没说其他话，只是描述了他所看到的真实的一切，然后向在座的媒体及慈善机构说：“请帮帮那些可怜的孩子们吧。”邓贝西告诉记者，“我力量有限，但我不放过任何可以帮助他们的机会。”

2006年春节期间，邓贝西第4次走进“艾滋村”。这次和他同行的还有上海金爱心教育慈善研究会等慈善组织的考察人员，虽然不知道有没有援助方案，但至少他们的同行给了邓贝西莫大的希望和坚持的力量。

邓贝西为他那份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付出了很多。从2004年起，邓贝西就在上海中学发起成立了旨在关心救助艾滋孤儿的社团———“同一社”，意思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同一片教育蓝天。“同一社”已从最初的40多位会员，发展壮大到如今的100余人。社团还定期在校园里发起募捐，为艾滋病患儿筹集物品，并帮村里建起了图书室，会员们都和那里的孩子们结成对子通上了信。

第五次走进“艾滋村”，邓贝西兴奋地得知村里新成立了一个“HIV”篮球俱乐部，俱乐部队员中60%是HIV携带者，他们希望通过运动来增强体魄，抗击艾滋，反对歧视。从对生活毫无指望，到对未来怀有渴望，邓贝西陪伴着他们一路走来。一个17岁的男孩用自己的足迹告诉世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另一个人的支柱，关键就在你是否愿意伸出手，让温暖传递，让坚强驻留。（本报记者　沈祖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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