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孕六个月时，疾控人员上门才找到她
　　“按照规定，初筛阳性后就要拿着身份证到我们县疾控中心来确诊，确诊后要建立病人档案、领取免费的抗病毒药品服用，并定期监测CD4（人体免疫系统中的一种重要免疫细胞）和其他一系列数据的变化，还要接受随访和心理干预。可是这个孙小妹，一直拖拖拉拉的，我们打电话叫她来，有几次都说坐车快到了，后来却没了下文。”
　　一转眼，距离县医院报告孙小妹艾滋病初筛阳性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月，身为孩子妈的许晓霞有些着急，“一个怀着六个多月身孕的女人偷个懒也正常，可孩子拖不起呀，不确诊怎么干预？”
　　2013年6月下旬，许晓霞和科里的同事拉上县疾控的一名老医生，带着司机下了乡。刘俊答应带路，一进村，他指着不远处三间低矮的平房说“那就是了。”许晓霞佯装串亲戚走进了院子，一眼就看到了在院子里晒太阳的大肚子女人，她喊了一声，“孙小妹！”四目相望时，许晓霞便确信找对了人。
　　“不用你们管，娃生了要是有病就掐死”
　　进了屋，孙小妹便坐在角落的矮凳上低头不语。许晓霞这才看清，日渐显怀的孙小妹被包裹在一件陈旧的男式西服里，脸颊浮肿，她眼里的甘露枯竭了。屋子里除了一张火炕没几样像样的家具，墙上挂满烟灰，光线黯淡而沉闷。
　　不等许晓霞向孙家人说明来意，孙的二姐已经骂将起来，“不用你们管，娃生了要是有病就掐死。‘瞎子’（刘俊）想得美，想要人，拿30万来！”
　　许晓霞这才得知，因为孙小妹悔了“换头亲”，跟她对换的嫂子带娃回了娘家，哥哥家也散了。孙小妹在姊妹五个中排老幺，母亲已年过八旬。没有钱，再给哥哥寻媳妇希望渺茫。这样的情况下，怀了身孕的孙小妹在娘家的境遇可想而知。
　　“我不管你们的恩怨，我只管孕妇和娃娃，”许晓霞耐着性子向孙家人解释，“你现在不检查，生下个病娃还得你们花钱治！要是敢把娃咋样，你也脱不了干系！”连劝带吓唬，加上保证全部检测免费，孙家二姐终于答应了做检测。
　　一行人匆匆采集了血液。回去的路上，没有一个人说话。
　　确诊后联系不上人，据说她被卖到邻省了
　　几天后，化验结果出来了，孙小妹被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许晓霞赶紧给她打电话，却发现对方电话停机了。抱着一线希望，几天后许晓霞再次赶到了孙家。这一次，许晓霞没有见到孙小妹，孙的二姐照旧骂骂咧咧的，一边发誓不知道妹妹的下落，一边咒骂着刘俊。
　　许晓霞别无办法，只能将写有自己电话的纸条压在孙家的炕沿儿下，叮嘱完各种注意事项后离开。不久后，刘俊打来电话：“他们不让我见，说让我拿钱来赎人。我亲戚跟她一个庄子的，听说是卖到邻省了，也有说到漳县打工的。”
　　考虑到孙小妹的身体状况，许晓霞将最后一丝希望放在了孙的生产环节。她通过疾控中心向县城所有能接生产妇的卫生院打了招呼，可直到孙的预产期过了半个月，许晓霞也没收到哪个医院的反馈。2013年10月，刘俊从亲戚那里得到的消息是，“孙小妹生了个儿子，听说没在本县的医院生。”
　　“要是找到了，现在给孩子做阻断该多好”
　　去年2月，许晓霞又去了一次孙家，理由是向贫困艾滋病人家庭发放民政部门的补贴。可没有用，孙家人对孙小妹的下落闭口不提。“一个大肚子女人，怎么卖？不干预就再婚，传染给他人怎么办？那是要负刑责的！”孙小妹的失访令许晓霞恼火又无计可施，“连个寻人电话都不知道往哪儿打。假如她本人不与疾控联系，不住院筛查，你就别想找到她。”
　　可对孙小妹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孩子，许晓霞仍然念念不忘。有时候一算日子，她会对自己说，“要是找到了，现在给孩子做阻断多好……孩子马上一岁八个月了，该做检查了。”
　　“我们走的路非常坎坷，这样的路还很长”
　　“什么人最容易感染艾滋病？是性工作者、男同性恋还是单身老年人？”这个问题许晓霞在不同场合问过很多人。但随后她就会告诉你标准答案，“答案是每个人。不要觉得艾滋病离你很远，因为每个人都有性。”
　　目前，许晓霞负责管理着陇西县43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他们有的在工地上打零工度日，有的在外地上研究生因为同性恋身份不敢回家，还有的地位显要，创下的身家够儿女吃几辈子。还有一名女性感染者是上了年纪的聋哑人。
　　考虑到病人面临的压力，每次随访，许晓霞都不敢惊动村上的干部。她强调说，“如果为了找个人而泄露了患者的信息，那我们宁愿找不到。”
　　今年2月，第四次去孙小妹家随访回来的当晚，许晓霞用手机拍下了一张乡间小路的雪景发到朋友圈，图说写道“今天天气不错，但我们走的路却非常坎坷，脑浆差一点没摇出来。这样的路还很长，有信心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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