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同龄人，他们似乎对婚姻更加地急迫。这可能是为了相互照顾，也可能是为了在两个人身体还好的时候，尽早生育后代。“一半真的很想结婚，一半属于完成父母的任务吧。”陈晓说，自己属于前者。
2015年2月末的一天，21岁的年轻人孙明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嘴上笑，心里也笑，第一眼看见女儿，他就自信，他的孩子比所有孩子都健康。但看着护士扎了一下孩子的脚跟，取了几滴足跟血拿去化验，心里又提了一下，阴影浮上心头。
陈晓是孙明最好的朋友。孙明说，看着自己成家，陈晓心热。看起来是这样，在女儿出生11天后，孙明就去参加了陈晓的婚礼，后者刚满20岁。
同一个县城，何新安排自己的父母和女朋友的父母见了面，正式定亲。饭桌上，他笑着和女朋友一家说，放心放心，定了亲，我也跑不了啦。
2015年的冬春之际，对几个年轻人都有着不凡的意义。恋爱、婚姻又或者血脉延续，当然普通得不值一提，但在十余年前，没有多少人会想到他们能活到今天。
很多时候，人们对艾滋病的关心还停留在字面上，而艾滋病感染者们自己的需求其实并不比正常人少。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那场以“血祸”命名的艾滋病感染潮中，孙明、陈晓、何新都是受害者，他们曾有着一个一致的名字——艾滋病感染儿童。在河南上蔡县，他们的家乡，10年前的大普查后，据智行基金会统计，像他们一样的“艾滋儿童”有近500人，超过全国总数的二十分之一。
当年，医生说，这些孩子大多难以活过10岁。在死亡的阴影下，他们的生命一度摇摇欲坠。10年的光阴转瞬即逝，幸存者们却长大了。
十余年前，奄奄一息的艾滋病人躺在床上，衰朽和死亡像烟尘一样弥漫，大人脚边，那些同样感染了的婴儿、幼童，他们消瘦、阴郁，身上起着脓疮，也到了发病的边缘。
孙明的记忆里有一张病床。那是村里的卫生室。里面躺满了输液的艾滋病人。他和母亲各占一张床。在那个以卖血致富的年代，他的母亲毫无意外成为其中的一员，重复使用的针头、消毒不彻底的采血，让她毫无意外地成了感染者。通过母婴传播，孙明也感染了病毒。
何新也是这样，父母早年的卖血经历，让他们一家五口，在一夜间被“一网打尽”。
陈晓可能更倒霉些，他的父母都是健康人，小时候生了病，去乡里的卫生院打针。因为卖血热，当时正是血多得用不完的时候，医生说输点血可以增强免疫力。陈晓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五十多岁，老年得子的欣喜让他加倍宠爱自己的孩子，陈晓就这样感染了病毒。
这是一段差点摧毁村庄的历史。河南全省，38个有艾滋病人100人以上的村子，上蔡占了22个，这里同样是河南最落后的地区。
8岁的孙明躺在医务室，没几天，就有一个人被抬出去，拱起村后荒地上的“金字塔”。然后是他的妈妈，他说母亲死的那年，村里面一共埋掉了32个艾滋病人。
当时，中国还没有专门针对儿童的抗病毒药物。由于比成人的抵抗力更弱，又没有针对性的治疗，他们中的大多数被认为无法过完童年。发病一年后，何新的免疫力指标CD4细胞含量，就从正常人的每微升800个，锐减到11个，这意味着他进入了发病晚期。
转折来自2005年，美国克林顿基金会向中国捐赠了两百人份的儿童抗病毒药物，上蔡获得了其中的86份。何新和孙明成了第一批获得药物的孩子，陈晓则在之后加入了他们。
与另外两个人不同，这次转折还成就了何新人生中最梦幻的经历。2005年9月8日，作为艾滋感染儿童的代表，他和另外七个孩子来到郑州，见到了前来访问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作为8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他的侧脸出现在《新闻联播》上。
十年来，每天定时定量服药，艾滋病毒被一直控制在潜伏期，虽然不知道何时会给他们迎面一击，但至少现在，有惊无险。十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很多，村庄里，灾难的气味寡淡了下来。防治艾滋病的标语被化肥广告取代，电线杆上也不再是血红的大字“出租灵车水晶棺”，取而代之的，是每根电线杆上一个“囍”字。那是迎亲的队伍经过的路线，表明一场热闹的婚礼在不久前刚刚举行。
那些本来以为没多少机会发生的，少年人的爱情、青年人的婚姻、养儿育女，却像一路上的“囍”字一样，一个接一个在他们意外延长的生命线上涌了出来，充满烟火气。
服用抗病毒药物四年后，孙明遇见了他的第一个女朋友，同样是感染者。相识的时候，他读初一，女生读初三，他们是同乡。但两个人在一起，却是数年之后。结识之后没多久，孙明的病情出现反复，艾滋感染的并发症让他出现了严重的抽风，脖子扭到一边怎么也转不过来，虽然滑稽但却痛苦万分。他离开了学校，病情却绵延了数年之久，一度出现了脑萎缩，被医院下发了病危通知。
“不知道怎么又好了。”如今，孙明笑得挺无所谓。
等病毒重新安静下来，脖子也正常了，孙明决定搏一搏，试试另一种好运，他把头发染成金黄，刘海遮住眼角，有杀马特的豪气，他找到了女孩。
“我们同村几个人和她一起在工厂打工，她们都不知道我们在一起了。”说到这里，孙明的眼里依然有狡黠的闪光。
但更多的人没有这样的坦途。
不知算幸运还是不幸，让少年何新感受到爱情的女孩，是一个非感染者。
“那时是初三，我们是同班同学。”在药物将病毒控制之后，如何新一般的“艾滋儿童”大多回到了学校。像一滴水融进河流，他们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让任何人发现自己的感染者身份。
在远离村庄的中学，何新度过了三年住读生活。上过《新闻联播》的光环早已消散得无影无踪，他每天偷偷地服药，小心翼翼又得心应手，若是被撞个正着，他就说这是胃药，自己得的是胃病。这一份早熟的小心，与其说是源于恐惧，不如说是一种生存策略。
“我想和健康人一样，一样地生活。”可能在郑州之行后，何新就立下了这样的愿望。他几乎成功了。他有了健康人的朋友圈，他的笑容和善，和谁都玩得来。初一到初三，无波无澜，但临到最后，却像许多蹩脚的校园故事一样，他发现自己喜欢的女孩，碰巧，好像也不讨厌他。
“她学习很好，在全年级也能排上十几名吧。老师安排她坐在第一排，下课了她就来教室后面找我聊天。”
这样的情节虽然俗套，少年何新却无法像俗套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样游刃有余。他只是不知所措起来。
后来，毕业之前，女孩发给他一条短信，在历数了他们共同认识的一对异性朋友谈起恋爱的八卦事件后，女孩忍不住发给他一个“？”号。
“我根本不敢想。”被幸福的闪电击中后，何新说当时自己思考得清清楚楚，“她不知道我有这病”。
于是，少年何新严肃地拒绝了女孩，告诉她，自己以学习为重，不想耽误学习。这当然是一个傻气的借口，因为他的学习实在是不好。然后便是许多年过去了，女孩结婚，邀请他去参加婚礼，何新没去。
这是这些艾滋儿童的尴尬之处。在人生的一开头，他们便被这个社会最恐惧又最不愿宣之于口的疾病缠住了，阴影之下，他们没有选择，又或者他们的选择只能无疾而终。爱情，只是其中很小的一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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