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的大部分报道都把HIV携带者写得特别惨，好像每个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实，很多携带者的生活都与普通人没什么区别。”知名中文同志门户网站爱白网执行主任江晖对媒体的艾滋病报道提出了意见。
“尤其是都市里的携带者，他们的生活非常正常，上班、恋爱、吃饭、看电影……”江晖说，“但是媒体没有将这一类艾滋病患者的真实生活展示给民众。”
更多像江晖这样的民间人士提出了对媒体艾滋病报道的期待，他们不仅希望媒体能关注艾滋病患者，更渴望看到媒体更专业、客观、深入，并充满人文关怀的报道。
“媒体关于艾滋病的报道走向客观公正，但是我们希望媒体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敏以2010年1月至2012年11月涉及艾滋病话题的主流纸媒的859篇新闻报道为样本，从报道频率、报道内容、报道热词、报道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
她提到，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在每年12月份达到高峰，但80%以上的报道题材都是短消息，特稿和评论题材的深度报道只占全部报道的18%，报道内容也多集中于会议，很少涉及知识普及、学术研讨。
“最新的科研成果以及学术研讨的比例是在下降的。而科学是消除歧视的最有力武器。需要更多的记者报道科学成果，用大众听得懂的语言传达给大家。”周敏说。
周敏同时指出，网络谣言对艾滋病防控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一些网络媒体不经核实大量传播，非常容易引发社会的恐慌。“作为媒体人，特别是网络编辑，应把好艾滋病报道的关。传统媒体与社会化媒体要加强合作，携手为‘艾’同行。”她说。
民间人士认为，热点事件引起的艾滋病集中报道可能会夸大矛盾，造成民众对艾滋病和艾滋病患者的恐慌，例如隐瞒自己艾滋病史才得到手术治疗的小峰的故事在微博上引起热烈讨论。在媒体的热炒下，艾滋病患者与医生的矛盾似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许多媒体在报道这个新闻时没有给医生说话的机会。”长期和艾滋病人打交道的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副主任陈伟告诉记者，部门非定点医院治疗艾滋病人要上报卫生局，得到卫生局批示才能进行治疗。“天津隐瞒病史事件的根源不在医生，也不在患者，而在于卫生机制的缺失。”
陈伟认为中国社会现在的问题不是对疾病的不理解，而是对患者群体的不理解，他希望艾滋病报道能常态化，而不应热炒几天就销声匿迹。“期待媒体能讲述真实的艾滋病人的生活，讲述医护人员与艾滋病人间有温度的故事。”
“记者们应该把那些鲜活的故事抢救下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新闻官员张璟说。在她担任《华盛顿邮报》记者期间，采写过一些令她十分难忘的故事。“曾经有一位艾滋病患者老白，一直在北京一家医院的小房间里，告诉那些刚刚检测出HIV阳性的人，今后要面对什么，要如何活下去。而在我们报道出来之后两个月，他就去世了。”
张璟说她期待看到更多的现场报道，现在的新闻信息源大多是官方，来自专家学者、医生、民间机构、药厂、患者的声音太少了。“民众无法听到患者的声音，就无法了解患者真实的生活状况。决策者听不到来自民间组织的声音，听不到患者的心声，他们就无法了解急需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针对艾滋病的治疗有了很大进步，艾滋病人的生活状态已经从“我要生存”变成“我要积极生活”。江晖告诉记者，今年的世界艾滋病大会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人类面对艾滋病“节节败退”的情况已经成为过去式，现在我们非常了解艾滋病，对于控制这个疾病是有信心的。
“科学界正在从消极转变为积极，媒体也应该调整自己报道中的态度了。”江晖说。
目前，江晖正在传统媒体之外寻找新的途径传播与艾滋病有关的科学知识。爱白网、协和医院以及果壳阅读即将在12月中旬推出《积极生活手册——HIV与我的生活》。“这本书将不再枯燥艰涩，真正针对患者的疑问编写，读起来既轻松又能解决问题。”
江晖策划将图书内容做成电子版，方便手机阅读。“未来的艾滋病教育，将会是多种媒体共存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