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美国的防控就非常依赖数据，似乎只要展示了足够多的表格、模型、统计数据和信息，人们就会理性行事，做出正确的选择。即使这种选择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差异巨大。

不过，作为对突发疫情的回应，理性确实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但这却不是一个能长期实行的办法。因为当年艾滋疫情中的各种情况已经告诉了我们，这种通过要求个人行为达到理想标准，来保护所有人的方法并不管用。

对某些流行病学家来说，这场疫情的唯一解决办法似乎就是把所有人都锁在家里，直到“0”新冠病例的理想状态为止。提出这种办法的人，应该还没吸取当年艾滋疫情的教训。

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或质疑流行病学家，只是除了与意识形态无关的流行病学数据和图表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在影响人们的行为。流行病学家研究的是处于社会形态中的人，但用基于人口水平的数据和模型对风险进行量化，并不是人们行动的唯一动力。

就艾滋病而言，流行病学模型曾被证明是不完整的。比如在艾滋疫情早期，来自美国的流行病学数据，错误地把这种病毒，与已受污名化的群体联系到了一起，即声称艾滋病只影响男同性恋者，这一行为助长了社会歧视。还有一些不合理的政治决定关闭了许多男同性恋者的社交场所，例如，为了遏制病毒传播，1985年纽约的Mineshaft酒吧被关闭。

但直到1990，人们才能够有效地遏制艾滋病毒，这并不得益于某些专家所提倡的行为改变，而是病毒学给了人们消灭艾滋病的希望，包括抗病毒治疗和预防，它们已被证明能够成功阻止艾滋病毒的传播。

这些治疗手段的出现，是由于受影响群体带来的政策压力，因为人们认识到，单纯地期望行为改变，并在任何时候都做正确的事情是无法持续的。

人们不再对单一科学学科提出的办法给予特权，而是开始从更广泛的医学、社会学、人文学以及活动家和患者群体中汲取知识。

例如，美国的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组织是第一个开始在男同中推广避孕套的组织，但当时的美国政府不希望这样做，而是想要停止性行为。一些活动团体还把患者和相关群体的声音，带到了政策制定和医学研究之中。

我们必须要去理解，是什么在驱使人们以某种方式行动，为什么某些被认为有风险的行为，对他们来说却很重要。我们要通过尊重和承认对方价值观的体系，来满足他们的需求。社会、情感和文化因素在起作用，这对于决定人们最终会去做什么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