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8日，第九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与女性教席论坛在京成功举办。论坛由中华女子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共同主办，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与女性”教席主持人、中华女子学院院长刘利群教授主持。
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廖祥忠教授，中华女子学院党委书记李明舜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主任夏泽翰（Shahbaz Khan)先生，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原书记处书记、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王冬梅女士，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杜洁研究员，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智锋教授，中国妇女报社长兼总编辑孙钱斌先生，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程曼丽教授等，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中国妇女报、北京电影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辽宁大学，苏州大学等10余个机构的30余名专家学者参与本次论坛，就“中国国际传播的创新与实践”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民进中央妇女儿童委员会副主任、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张银俊受邀参加本次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性别视野下的国际传播实践——艾滋病与中国女性叙事故事》。张银俊从女性和实践者的视角出发，讲述了工作在艾滋病防治一线的杰出女性们的故事，介绍了青爱工程项目开展以来的成果。她认为真正的平等权是女性能够有机会付出爱与智慧，共同建设人类社会，和男性一起面对困难、解决困难。
以下为张银俊论坛演讲实录。
演讲
实录
大会主席、女士们、先生们：
我非常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与女性教席”的教席主持人、中华女子学院院长刘利群女士邀请我参加这样一个国际交流传播活动，让我有机会向国际社会讲述发生在中国抗艾领域中的女性故事。我是一位女性，也是一位母亲，我从事艾滋病防治教育16年。2006年创立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简称：青爱工程）。2014年，成立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并于2019年获得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这个16年占去我生命中的1/3的时间，占去我职业生涯中的2/3的岁月。我以女性的视角来观察当今社会，我以女性的身份来参加艾滋病公益防治教育事业，我以女性的忠贞来向世界报告中国女性在艾滋病防治领域中涌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艾滋病是全球性传染病，目前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的高死亡率，曾让全世界为之“谈艾色变”。艾滋病最早爆发于美国，1985年传入中国。艾滋病在刚刚爆发的初期，曾在世界各地引起极度恐慌，而主要受害人群则是女性。艾滋病通过性传播的特殊性，以及女性特殊的生理与生殖结构，决定了女性较男性更易于感染艾滋病。迄今（2020年数据），全世界15岁以上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约1930万人，占全球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50%以上。这其中，全球每年有约140万女性艾滋病感染者怀孕。在全球范围内，艾滋病相关疾病是15-49岁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每7名青少年新发感染中就有6名是青少年女性。艾滋病在全球流行40年，给人类女性群体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身体的与精神上的伤害，疾病也迫使女性群体觉醒与崛起。在全世界艾滋病抗击战场上，女性的地位与价值得以凸显出来。
女性是人类的母亲。伤害女性就是伤害人类的子嗣繁衍与可持续发展。女性故事的共同传播，是全世界人性故事传播的重要实践。我是中国女性，我们有责任向全世界传播中国女性可歌可泣的叙事故事。
在山东临沂这个偏远的山地城市，有这样一位女性，她叫尹德清。她十年如一日坚持在艾滋病检测第一线，从没有因为惧怕感染艾滋病而想到要离开这个岗位。在十年内，经她检测完成的艾滋病样本检测数量就达6万多项次。2015年5月，她在给一位艾滋病阳性病人抽血时，因病人极度紧张，胳膊抖动，导致在拔针时，针管误刺入自己的手指。艾滋病传播最怕有血液接触。性传播也是因为有皮肤破损而导致血液传播。这次意外事故，意味着尹德清有极大可能会感染艾滋病。按照职业暴露要求，她口服抗病毒药物28天。领导和同事劝她调换工作，她坚持留在艾滋病检测岗位。她说“我不能因为畏惧感染艾滋病就离开这个岗位！”
艾滋病检测是艾滋病治疗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一项高风险工作。在中国，从事这项工作的多数是女性。自1985年在北京发现第一例艾滋病输入病例以来，中国在全国范围，到县级建制，均建立起完善的艾滋病检测体系。截止到2016年，中国有约1.69亿人次接受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占全世界检测量的1/3。艾滋病检测初筛是早发现早治疗的前提，中国在全世界优先建立起完善的覆盖全国范围的检测体系，这是对人民健康负责的体现，而中国女性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青爱工程在云南边陲有一位女性，叫杨春艳，她坚持在当地从事艾滋病防治教育十余年，在平凡的岗位上体现了不平凡的人生价值。艾滋病的预防，性教育是关键。在中国各地，性教育基本属于“禁区”，女性从事性教育更被为视为异类。杨春艳顶着很大的社会压力从事性教育防艾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不仅干出了名堂，而且干出了业绩。她带着团队走进学校和村寨宣传防艾和性教育知识，为艾滋患儿家庭送去助学金，成功地把当地未成年女性的怀孕人数从三位数降到了个位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2016年，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专门到云南视察杨春艳负责的“青爱小屋”，给予很高评价。抗艾凸显了她平凡的人生价值。
我们青爱工程在全国各地中小学还有一些出色的“性教育教师”，他们中的多数都是女性。譬如都江堰市顶新新建小学的杜丽老师。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杜丽老师班级的60名学生仅有5人幸存。地震摧毁了学校，也击垮了杜丽老师，以致她无法正常承担教学任务。这一年青爱工程在学校建立“心联小屋”，及时开展灾后心理援助，杜丽老师是第一批受益者。在青爱工程培训下，杜丽老师十余年逐渐成长为当地有名的教育专家，还到四川凉山、甘肃舟曲、云南盈江等地送课送教。2016年我发起全球母亲“以爱抗艾”签名活动，杜丽老师等大批女性加入到这个行列。回忆我最初辞去公职从事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作的时候，也曾被误认为我自己得了艾滋病。有一段时间，亲戚朋友皆远离我而去。这些年，跟随我从事艾滋病防治教育的同事，有一半以上是女性，她们默默无闻，不计报酬地奉献，我由此感受到了中国女性的伟大。
在十几年的艾滋病防治教育公益事业中，我接触过许多艾滋病病人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西安我遇到过这样一位青年女学生。她在一次不设防的性行为中，不幸感染了艾滋病，到医院检测呈阳性。当时她极度恐慌。我遇到她时，她已经平静下来。她说“我平时生活非常自律”，这次是因为男朋友是艾滋病感染者，“我才不幸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她说“我不怪他”“我依然爱他”“我也不会离开他”。她继续说，“艾滋病尽管可怕，但爱情的力量可以战胜艾滋病！”听到这一番话，我当时就感到非常惊讶。一个刚满20岁的女孩子，竟然有如此的见识与胸襟！她讲得理由也很质朴：“如果连我都要离开他，那还会有谁去爱他呢？”这个女孩子的年龄与我儿子差不多。我由此对新一代青年人充满了希望。
在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这里是中国唯一一所专门接收艾滋病学生的义务教育制学校，有一位女老师叫刘丽萍。她是一位艾滋病患者，也是学校的生活老师。红丝带学校里的学生，全部因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半数以上是孤儿。十多年来，刘丽萍老师照料近50个艾滋病患儿的生活起居、治疗服药，更重要的是，维护他们的心理健康，教会他们认同自我。刘丽萍说，她和孩子们是“抱团取暖，互相治愈。”刘丽萍是因输血感染艾滋病，她开朗乐观，还生育了孩子。她的故事鼓励着学校的孩子们勇敢地与艾滋病魔作斗争，勇敢地追求梦想。这类故事引起我许多思考。我身为女性，对当今中国女性的认知还有待加深。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中国女性有说不完道不尽的动人故事。这些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在不经意、不起眼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需要梳理，需要留心去倾听，需要把这些故事传播出去。
我观察全世界的女性，中国女性的幸福指数相对较高。面对灾难，中国女性往往忍辱负重，成为男性的坚强后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女性地位一跃千尺，性别平等在这个古老的国度开出绚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西方往往以女性获得选举权作为女性实现平等权的尺度，而真正的平等权是女性能够有机会付出爱与智慧，是能够有机会建设这个共同的家与国以及我们这个人类社会，是能够有机会与男性一起共同面对困难、面对灾难，并与男性肩并肩地克服这些困难和灾难。女性不是这个社会的附庸，女性是这个社会的建设者。面对艾滋病这样全球性的传染病，女性的勇气、女性的仁爱、女性的互助精神，说到底，是女性的人性的光辉，得以在灾难中显现出来。中国古代有女娲补天的叙述故事。这样伟大的女性叙述故事，在今日之中国，依然在不停歇地延续，如滔滔江河一样，在永不停歇地流淌下去。中国青爱工程的团队，就是这样一支传承与传播这一文脉的团队。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会主席！谢谢各位女性与男性朋友！
青 爱 心 语
爱是教育的灵魂，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