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红丝带
坤坤就读的红丝带学校，前身是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主要治疗传染病的医院）的艾滋病分区——2003年“非典”时期，因这里位于城市下风口，且远离城区，曾被用作专门治疗“非典”的病区。
2004年“非典”过后，病区被延续下来。医院将住在市区的艾滋病人送来进行专门治疗，并将此处起名“绿色港湾”。彼时的“绿色港湾”，砖墙都还没有抹水泥，成片裸露在外。病区周围，则是林立的公墓。
现在在学校接受教育和治疗的胡泽涛、苗苗、翠翠等几名小孩，于2004年10月入住“绿色港湾”，成为这里的第一批病人。学校主任乔吉平回忆，孩子们刚来的时候病得特别厉害，“发烧、没法吃饭，身体状况非常差。”
孩子们接受治疗后，如何受教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开始时，医护人员自发成立了“爱心小课堂”，轮流对孩子进行辅导。孩子们就住在由
病房改成的宿舍里，吃穿教育费用，由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出一部分、职工集资一部分。
渐渐的，孩子越来越多，医护人员精力、水平有限，“爱心小课堂”逐渐开始对外招收专职教师。
为了找到老师，招聘时会把环境说得比较模糊，有些老师来了了解了情况，没几天就走了。乔吉平记得，曾有一名女老师，上课时戴着口罩和手套，穿得好像进入了辐射区。
病区所在的东里村也对这里颇为排斥。医护人员们常常拿着资料普及艾滋病毒的知识，但病人们去洗澡理发，一说是这儿的，村民都不让进。为了孩子们，医护人员只能买来工具，让食堂的李师傅帮忙理发。
那会儿，学校没有围墙，也没人敢来偷东西。现在，人们逐渐了解艾滋病的传播，学校丢东西成了常态，甚至地里的菜也常常被偷。
2012年，由“爱心小课堂”演变来的红丝带学校，被收编为卫生局管辖下的教育机构，获得9个编制。在编老师的工资由财政局发放，师资力量逐渐完善。
但相比普通的九年义务教育学校，红丝带学校又有其特殊性，这里的孩子每天要吃药、抽血化验和接受治疗。
之前，校长希望在这里挂上高中的牌子，多次协商却未能获批。后来学校与临汾市重点高中——第三中学沟通，自己作为三中的“红丝带班”，学籍也并入临汾三中。
教育渠道打通，资金问题却始终伴随左右。乔吉平曾去有关部门为教师争取“特教学校”的工资待遇补贴，但工作人员回应，“国家层面上‘特教学校’只有聋哑、残疾，你们不属于这个范畴。”
目前，依靠社会募捐和民政局拨款，孩子们的日常吃喝和编外老师的工资可以勉强维持，但一年近100万元的开支，让学校建设常常捉襟见肘，这里唯一的乒乓球桌上，看不到球网和球拍。
刘丽萍老师说，现在最想做的是能让坤坤回去和爷爷过一个春节，但这笔开销，学校却负担不起。
大家担心，如果哪天某个孩子病情加重，治疗费用都会成为问题。
四、未来
很多孩子刚来的时候，对家庭都没有概念。
“如果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了几年，会明白失去父母的痛。但如果生下来后没多久母亲就去世了，他们没有母亲这个概念。”
一次，刘丽萍问坤坤，“你的爸爸呢？”“我的爸爸死了。”在坤坤的认知中，不理解“爸爸”是什么。
在学校生活久了，孩子们才慢慢理解了家的概念。
刘丽萍老师觉得，孩子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很重要。一次，她问一年级的孩子，“知道为什么每天要吃药吗？”“知道，因为我身体不好。”刘老师继续问，“什么原因导致的你身体不好需要吃药呢？”“因为我们是携带者。”
在坤坤的药盒里，装了3瓶药和2块咬了一半的月饼。他说，药是苦的，那2块月饼，或许才是他吃药的动力。
如今，红丝带学校共有一年级、五年级两个年龄段的18名孩子，和16名读高中的孩子。
学校的作息时间和普通学校相同，老师根据教案授课，但具体教学会因人而异。乔主任介绍，好学生和差学生的差距很大，“针对好学生，教好学生的进度，针对差学生，教差学生的进度。”
“为什么要设立高中，我们想过很多。”在乔主任看来，读大学是这些孩子的唯一出路，“现在有四五个小孩学习成绩还不错，应该可以考二本。”
在他的规划中，如果考上大学，学校必须要在资金上给予支持。“34个孩子中，基本上都是单亲，有三分之一是孤儿，父母健在的只有几名。到他们家里去看看，家徒四壁，院里都是杂草，根本无法读大学的费用。”
乔主任相信，只有让孩子们顺利地把大学读完，将来在社会上才能有立足之地。而现在，坤坤的学习能力是最差的，乔吉平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坤坤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最终融入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