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临汾市区前往红丝带学校，大约需要15公里的路程。作为一个收治艾滋病人的病区，很多市民对这里有着天然的恐惧。打车时，出租车司机拒绝前往，我们表示愿意多支付车费后，对方才勉强答应。
学校位于临汾市郊区的东里村，村庄至今仍保留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烙印——矮砖墙上，“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大红色宋体标语随处可见。与其他偏远农村不同的是，这里印刷的很多标语和疾病有关：“早接种，早治疗，给孩子一个好未来。”
司机催促我们下车，一脚油门，绝尘而去。
一、驱逐
第一次见到9岁的罗坤（小名坤坤），他刚刚从临汾市配完眼镜回到学校，或许因为疲劳，他没有打招呼，拖着疲惫的步伐径直返回了宿舍。
第二天再次来到学校，他一改前一天的冷漠，穿着灰色棉袄、蓝色棉裤，主动张开手臂拥抱，蹭着大腿，热情地牵着你的手到处走。
在这里，年纪较小的孩子看到陌生人都会露出童真的笑容，而大一些的孩子则会低着头，努力走出你的视线范围。
2014年底，在四川省西充县某村，203名村民用写“联名信”的方式，将村里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坤坤驱离出村，甚至唯一的抚养人爷爷罗文辉也在联名信上签了字。
坤坤的命运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在各方协调下，今年3月3日，他被送到治疗和教育艾滋病儿童条件相对最完善的山西省临汾市红丝带学校。
初到学校，爷爷担心他不愿意留下，趁熟睡后悄悄离开。开始的两天，坤坤到食堂打饭，都会说打两份，留一份给爷爷。食堂刘家仓师傅两次告诉他“爷爷回家了”，坤坤才没再提起爷爷。
在刘家仓看来，他不是忘了爷爷，而是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感情。甚至现在想爷爷时，也只是在电话中不断喊着“爷爷、爷爷……”
一个周末，坤坤在刘师傅宿舍看电视，电视剧中出现一名孩子喊爷爷的情节，刘师傅看见坤坤眼睛死盯着电视，眼眶湿润。
有时，刘家仓告诉他自己要回家了，坤坤就说“我跟着你走”。刘家仓知道他是想家，就带他到村子里买糖安慰他。
和别人交流时，坤坤常常低着头，眯着眼，无论说什么，都会张着嘴微笑回应，但很少有语言表达。由于从小没有接受正规教育，坤坤的语言能力很差，甚至说不出十个字以上的句子。
之前在四川，坤坤看电视的距离过近，导致现在视力严重损伤。
一次，贺老师在黑板上抽查他的数学，坤坤坐在座位上，既不回答也不说话。“把他放到第一排，说看不到，我还以为是太调皮不配合，后来才发现是近视。”验光后，坤坤的眼睛被查出患有高度近视，一只眼700度，一只眼800度。
“谁能想到，9岁的孩子会有这么高度数的近视。”
二、融入
初到学校时，坤坤的知识水平和语言能力只有三四岁孩子的水平。“刚来的时候，说话我们都听不懂，一个字都听不懂。数学更是一窍不通，数字1是什
么概念都不知道。”贺延庆回忆。
由于没上过学，他不理解上课时应该做什么，一会儿站起身，一会儿走到老师旁边在黑板上画画，一会儿捅一下同学，“想睡就睡，想躺就躺，想走就走，想跑就跑。”
在四川吃惯了米饭，他不愿意吃山西的面条，常常不吃饭。生活老师刘丽萍发现，他常常“有喜欢吃的就拼命吃，不喜欢的一口也不吃。”
在生活老师刘丽萍看来，坤坤不具备一名9岁儿童应该有的社会行为和知识水平。吃饭的时候不坐餐桌，端着碗满院子里跑。一次午饭时间，吃着吃着，人不见了。刘丽萍不得不发动全校师生找他，最后发现在他一个人蹲小树林的角落里玩。
他没有偷的概念，但会主动拿别人的东西；他也没有性别的概念，女生在洗澡，他也会跑进去。没事做时，他常常主动去挠和咬其他同学，甚至会捡食别人扔掉的零食。
有时学校发食物，他不喜欢吃，但会把它们藏起来。刘丽萍记得，一次大家去北京，坤坤在书包里放了6个半瓶装的矿泉水，都是喝过的。除了食物，坤坤最爱藏的就是钥匙，他常常把所有宿舍的钥匙拔掉，揣在自己裤兜里。
手机也许是最能吸引他的玩具了。有时，刘家仓把手机放在桌子上，坤坤会凑过来主动抱着刘师傅，眼睛瞅着手机，蹭来蹭去。得到默许后，他就拿过来把玩，一直到没电。一次，在玩校长的手机时，不小心把通讯录全删了。
经过九个月的教育，现在坤坤不再捡垃圾吃了，也知道吃完饭刷洗餐盘，在课堂上也可以坐得住了，但由于基础太弱，学习还是远远落后于同龄儿童。
“现在能数到20，但是10以内的加法还不行。”李锐老师记得，开始时，坤坤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现在简单的字能写十来个——人，大，口，木……但写得很丑，每个笔画都离得很远。”
课堂上，坤坤被老师要求写下数字6和9。坤坤右手拿着粉笔，在黑板上使劲画了个圈和直线，但写出来的9是反的。
老师问，9是这么写的吗？
他用手擦了擦黑板，回过头，眯着眼，不好意思地咧嘴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