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治愈方法
　　在对艾滋病的治疗中，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是一种被广泛应用的方法。根据201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ART能够快速大幅度提高成人病患的寿命；在2004年到2011年间，这一疗法让非洲南部某地区的患者寿命提高了11.3年。
　　在实际操作中，一个人一旦被确诊感染HIV就很可能被医生开出ART的处方。然而列维认为，这样的做法并不正确。他在最近的文章中提出，“不管病毒复制的情况而一刀切地采用疗法，这是否会免除伤害，是并不清楚的。”长期的ART治疗可能会产生副作用，包括肝和肾的紊乱。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一些人虽然被HIV感染，但是病毒在体内是被抑制的。列维说，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这种低水平的病毒复制对身体所带来的伤害大，还是疗法的副作用对身体的伤害大。
　　他并不建议对所有感染者都使用ART疗法。这是列维提出的第四点。“让人终生接受ART疗法，就像是无穷尽地让人做化疗。”他写道。
　　同时，列维也建议他的同行们慎将ART当作预防艾滋病的手段来运用。这似乎是一种趋势：ART近些年开始被越来越多地用在了HIV阴性的人身上，以达到预防的目的。然而列维认为这也是歧途，只是在追求短期效益。他担心具耐药性的病毒可能会由此产生。
　　在艾滋病的预防上，自1980年代初，研究者就在寻找疫苗。三十多年过去了，进展并不顺利。在众多一期、二期、三期的实验中，只有一个达到了有限的保护，有效率也仅仅是31%。现在，众多的研究项目将注意力放在寻找更好的抗体来消除病毒上。有少数研究曾经着眼于先天性免疫响应，但并不成功，这个方向也随之变得不被重视。
　　列维认为，实际上，先天性免疫的方向与获得性免疫的方向是同等重要的。“一些人多次经生殖液乃至血液途径暴露于HIV却并未被感染。是什么因素给了他们保护？”列维问道，“再者，一种灭活疫苗在预防猫的慢病毒感染上起到了作用，这种疫苗显示出了用于预防马传染性贫血的前景。这条路线是否对HIV有用？”马传染性贫血是发生在马匹中的一种病，其与艾滋病有诸多相似之处。
　　在寻找艾滋病治愈方法的道路上，研究者们采取了各种不同的路径。但列维指出，其中“一个流行的策略并不是建立在坚实的实验基础上的”。这个策略，是研究者们设法通过激活休眠的HIV病毒来杀灭它们。
　　艾滋病治疗中的一个巨大挑战，就在于大量的HIV是可以在免疫细胞中呈休眠状态的，它们分布在病人全身，免疫系统无法识别，而治疗一旦停止，它们就会全面反攻。一些研究者认为，如果能够激活这些休眠的病毒，让它们复制HIV，那么免疫系统就可以识别出它们；同时，它们一旦制造出新的HIV，被感染的细胞就会死亡，其他的医学干预则可以杀死病毒。
　　不过，列维认为这种策略缺乏科学基础。“对HIV的初步研究显示，病毒的复制并不一定会带来细胞的死亡。”他说。
　　对于一种能够将自身嵌入细胞基因中去的病毒，如何能够杀灭它们，这个挑战需要研究者更多的理解。这是列维强调的最后一点。他认为，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方向，仍然是提升免疫系统的响应。现在已经有研究者在用基因编辑的方法来模仿“柏林病人”的状况。
　　2008年，一位名叫蒂莫西•布朗（Timothy Brown）的HIV感染者被报告在经过两次干细胞移植后，艾滋病被“治愈”了。他被医学界称为“柏林病人”。移植手术中的捐赠者，是一个对HIV免疫的人。
　　“（基因编辑）这种策略可能会带来对HIV的长效控制，就像在健康的长期生还者身上看到的那样。”列维说，“在这种情况下，病毒的复制和它的潜在的有害影响可以被避免。根本上来说，被感染的人是‘功能性治愈’的。”
　　识别“抗病毒因子”
　　“我所说的这几点对于中国来说都很重要。”列维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艾滋病顾问。“我很担心人们的主要前进方向没有在以免疫为基础的疗法上。”他说这是他整篇文章所重点强调的，“显然，如果制药公司能够观察长期幸存者，然后利用这些信息来研发免疫学的疗法，那会是非常好的，我觉得那会比现在的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毒性低很多。”
　　“因为免疫系统是复杂的，大多数公司不愿意投身这个领域，而更愿意仅仅研发新的抗病毒药物。”他继续说，“制药公司需要认识到的是，如果他们去理解免疫系统，那么他们的方向就不单是针对HIV感染的，还会包括其他病毒感染以及癌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
　　列维自己的实验室目前正在试图找到CD8+细胞所释放出的“抗病毒因子”（CAF）。这些蛋白的量非常小，是皮克（10的负12次方克）量级的，如果没有几公升的材料，那么连质谱测量也无法找到它们。“以实验室所培养的免疫细胞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列维说，“但我们仍然在取得进展，希望能够识别出这种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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