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艾滋病在我们国家的流行状况比较严重。特别是中部地区，由于上世纪90年代存在大量有偿供血者，很多人因此感染了艾滋病。8到10年后开始发病，很多人开始死亡。2003年，有的村子一年就死十几人甚至几十人，引起了社会很大的恐慌，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中国的艾滋病防控。2004年初，我分管疾病控制。我们当时多次去河南省调研，发现最重要的问题是，无法确认谁感染了。当时，国家针对艾滋病防治制定了“四免一关怀”政策，但这项政策具体该给谁落实？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我感到，最大的问题是查清疫情。所以我提出，查清疫情，挽救生命。当年六七月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登记了28万有偿供血者，并且查了其中25万，一共查出了2.3万多名艾滋病感染者。查清楚了，就能给他们实施预防控制检测，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

  一开始，我们这样的做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他们认为我们是严重侵犯人权。因为国际社会对艾滋病的检测主要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让患者自愿接受检测。但后来，国际社会一些机构看到，经检测以后，中国的艾滋病预防效果大幅提升了，他们逐渐改变了观念。像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2006年修改了艾滋病检测指南，鼓励医疗机构把艾滋病检测作为常规项目。在2006年第十六届国际艾滋病大会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讲演中说道，“中国认识到了艾滋病流行的严重性，他们开始采取综合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行动值得我们尊重。”这一案例说明，我们抓住了重点问题，采取了一些创新模式，而不是依照国际社会那种陈旧的观点来应对疾病的流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就是中国为国际社会作出的贡献，让国际认可了我们。

  非典时期存在的问题也是重要的疾病控制问题。一开始，我们面临的问题跟艾滋病一样——不知道谁感染了。2003年3月份，北京经调查，实际已发病320例，但我们接到的报告只有20多例。这等于打仗的时候，敌人在哪里都不知道，那还怎么去打？这和我们原来的信息报告系统非常落后有重大关系，我们原来的信息报告系统是：医生发现一个病人后，填写一张纸质的报告卡，这张报告卡通过邮局邮寄到县区防疫站，县区防疫站再汇总，一个月以后再报到省级，省级再报到国家。这是何等的滞后，怎能应对像非典这样的烈性传染病？我们能不能利用信息高速公路，通过网络化建设，把信息很快地传到国家层面？实际上，我们用了不到一个月，就把这个网络建起来了。从当年4月下旬开始，我们开始全部采用网络报告，医生诊断的信息传到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仅需要6个小时。当时，我们每天都可以在办公室看到哪个省发现了病人，有没有找到病人的密切接触者，有没有采取控制措施。到当年5月下旬，感染者基本上都是从患者已被控制的密切接触者里发现的，这就切断了传播途径，我们很快就把非典的流行控制住了。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在健康方面最大的变化就是人均寿命从建国初期的35岁提升到现在的77岁。最重要的原因是对传染病的有效控制。国际机构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及时性方面，中国从1990年的第110位上升到2016年的48位，是提升幅度最大的国家。这主要体现在我们在疫苗可预防传染病(如白喉、百日咳、破伤风、麻疹)控制方面基本上都得了100分，但我国在慢性病的控制上比发达国家还差很远，需要加快相关服务和改革。

  健康中国对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来说，是最基础的。没有一个健康的民族，社会发展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慢性病控制不了，能叫健康中国吗？这也是我国把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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