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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艾滋儿童”的新生:他们没有认命,没有放弃自己(二)

上传时间:2015-04-19 16:24:42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孙明的恋情同样惨淡收场。和女朋友在一起两年,他想他们能结婚。女孩不愿意,她说自己还年轻,不想这么早结婚。
    孙明不这么想,他毅然分手了。
    “我谈恋爱就是奔着结婚去的。”21岁的孙明这么说的时候,显得有点气势汹汹,少年老成。他的语气果决,理直气壮,声音却又低了下去,“结婚和谈恋爱不一样的。结婚了,我发了病,她会照顾我,她发病了,我也会照顾她。”
    “找个感染者,互相不嫌弃”
    “我们是一个慈善机构,没想到婚姻介绍也成了我们的服务范围。”十四年后,杜聪说,这是之前没想到的事情。
    2001年,杜聪第一次到上蔡,看到了太多的生死。他辞去原来的工作,创办智行基金会(以下简称智行),全心投入救助。克林顿基金会捐赠的儿童抗病毒药物,就是杜聪最成功的游说成果之一。
    原本,智行的工作重点是医疗救助和助学,为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提供学费补助和生活补贴。但十年后,家长们却找来了,希望帮忙解决孩子的终身大事。
这远比想象中复杂。
    一个感染了艾滋病毒的男孩,长大后娶了一个非感染的健康人为妻,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他从没告诉妻子自己的感染者身份。他不敢说,越拖越不敢。每一年,他都带妻子去体检,然后让防疫站的熟人偷偷给她验血。
    另一个感染的女孩,成天宅在家里网聊,最后离家出走和网友见面,她告诉男孩自己有艾滋病,对方依然向她求了婚。
    也有家庭凑了几万元,为孩子买下“柬埔寨新娘”。这往往沦为互相欺骗。他们没有告诉女人未来丈夫的病情,柬埔寨新娘也在收足钱财的一年后逃之夭夭。
    那些条件不好的感染儿童,长大后,则彻底无人问津。在当地,一个感染艾滋病毒的男孩,18岁了,他的父亲因为艾滋病去世,母亲脑瘫,他还有一个读小学的弟弟。男孩问智行的工作人员,“我这样能够结婚吗?”
    人们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孙明的父亲是众多求助家长中的一位。他曾以为他的儿子活不了多久,如今,他有着幸福的烦恼,“儿子这么大了,娶不到媳妇,自己也丢人。”
    当年,妻子死后,他娶了一个同样因艾滋病而丧偶的感染者为妻,而他自己,却并非感染者。
    这都是为了儿子,他想,她也是艾滋病,才不会歧视小孩。
    这构成了孙明的父亲寻找儿媳的条件之一,“也要找一个感染者,那样互相不嫌弃”。
    同样拜托智行帮忙的还有陈晓的母亲。
    陈晓的婚事已经黄了两次。第一次,陈晓将自己感染者的身份告诉了女朋友和她的家人,婚事便在女方父母的强烈反对中成为泡影。第二次,陈晓找到一个同为感染者的女孩,连吹拉弹唱的婚庆队伍都定好了,女方家人却将彩礼钱提到十万元,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范围。
    “艾滋儿童长大了想找对象,是挺难的。”和非感染者在一起的机率微乎其微,而在感染者的群体内,人数有限,男多女少,也不容易。杜聪说,智行现在有意识地举办一些联谊活动,原本一年最大的活动日是“六一”儿童节,现在则挪到了春节期间,那时,正是青年人纷纷回乡的时候。
    智行上蔡办公室为孙明牵线了未来的妻子,一位安徽姑娘。女孩也是母婴传播造成的感染, 完全符合孙父的要求。在第一次见面两个月后,两个人就定了亲。
    这是通过智行介绍而成的第二十六对。
    年轻人自己也在努力,他们有一个QQ群,里面都是未婚的男女感染者,孙明现在的妻子、当时的女朋友将群名取为“异性相吸”。QQ群建立一年后,里面的女生全都结了婚。
比起同龄人,他们似乎对婚姻更加的急迫。这可能是为了相互照顾,也可能是为了在两个人身体还好的时候,尽早生育后代。
    “一半真的很想结婚,一半属于完成父母的任务吧。”陈晓说,自己属于前者。
    参与帮忙的,还有县防疫站的医生,十年来,他们每个月负责给这些艾滋儿童发一次药,每三个月做一次定期体检。每个医生手中都有各自负责的孩子,医生们也不介意当一当红娘。
    陈晓的新婚妻子,便是防疫站的医生介绍的。女孩也是感染者,来自不同的乡。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县防疫站,而他们的第一次约会,则是一起来体检。
    很多时候,人们对艾滋病的关心还停留在字面上,而艾滋病感染者们自己的需求其实并不比正常人少。 
    “他们没有认命”
    “我本来不打算结婚的。”
    初中毕业后,何新在技校学了两年汽车修理,然后北上郑州。
    一开始,他跟着自己的堂哥做生意,两年后,他便单干,将父母为自己存的结婚钱,都投到轮胎生意里。15万,在上蔡乡下,这意味着一栋独栋的婚房。但生意却没有想象中好,做了一年多,还赔了好几万。
    晚上,他开始无法安眠。一想到父母是如何存下这笔钱的——艾滋感染者不能做重活,他的父母,却天天在砖厂搬砖——他就觉得愧疚。所谓恋爱、结婚,在他看来就只是给家里增添新的负担。
    但父母却不这么想,老是旁敲侧击,“谁谁谁又结婚了”。何新终于磨不过,答应和介绍的对象见一面。
    女孩也是感染者,但她和陈晓一样,是输血感染的。第一次见面,何新才知道,女孩非常忌讳被提到“病”“艾滋病”这样的字眼,说了她就要生气伤心。后来他明白了,因为她是意外染上病的,整个家族也就她一个,她的不甘和愤怒,都变成了自卑。
    “只要努力,我们可以比健康人过得更好。”何新这么说,这也是他真的相信的东西。三个月后,他们就走到了一起。
    对孙明的父亲来说,证明自己的孩子不比健康人差的方式,是一场热闹的婚礼。他摆了二十多桌酒席,请了所有的邻里亲朋,差点把自己的儿子喝醉了。
    那是他这么多年来最开心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村里面所有艾滋儿童中,第一个结婚的。其他感染者羡慕地对他说,没想到没想到,你儿子竟然结婚了。
    一年后,这种快乐迎来了新的高峰——当邻居们使劲地夸他的孙女又白又胖时。
   “生下小孩,可能最高兴的是小孩的祖辈,他们本来以为自己会断子绝孙。”杜聪说。
    通过目前的母婴阻断技术,感染艾滋病的孕妇,将病毒传染给婴儿的几率,只有1%-2%。
    按照检测的程序,孩子出生后,进行两次最重要的艾滋病抗体检测,分别是刚出生时采集足跟血,以及一岁半时的第二次检测,结果是阴性,就代表她不会被这种可怕的疾病羁绊一生。
    孙明的父亲已经想好了,若是检测出来没有病,他就让他们再给他生个孙子。
    有了女儿后,孙明的压力大了很多,一罐奶粉两百多,他要挣奶粉钱。他是挖掘机司机,现在每天跑三个工地。他不再轻易地说“过一天算一天”,他遵守了结婚前的承诺,开始注意他的妻子和孩子的健康。
    他不再经常去陈晓的烧烤摊了,下了班,他就回家。陈晓在烧烤摊打工,每天要串上无数串的羊肉串、鱿鱼和菌子。结婚一个月后,他开始计划以后开一个自己的烧烤店。
    何新的生意还在亏损,现在,他的计划里多了一个人,他不得不考虑开源节流。他自学了烤鱿鱼,在电动车上焊了烤架,决定以后每天晚上去城中村赚点家用。童年时的那次经历,让他喜欢上了省城,他想在这里留下来。但遗憾的是,他已记不清,那座他在里面见到克林顿的酒店,到底叫什么名字。
    没人知道这些“艾滋儿童”的生命还能延长多久,已经延长了十年,可能还会延长十年、二十年,或者更久,当然也可能戛然而止。他们试图像健康人一样生活,但相比他们的心愿,  他们的时间,却确乎显得急迫。
    杜聪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认命,没有放弃自己。”
    2015年3月31日,女儿生下一个月后,孙明收到了河南省新生儿疾病检查中心的短信:“您的孩子检查均为正常。”
    这是第一次检测,孙明开始等待一年半后的第二次。
    很多时候,人们对艾滋病的关心还停留在字面上,而艾滋病感染者们自己的需求其实并不比正常人少。好在,他们没有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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