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表达源自现实 。在现实中，艾滋病患者一旦公开自己的身份，往往会因此失去工作、家庭和社会关系，这使他们不敢公开自己的病情或有意隐瞒。也正因艾滋病患者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艾滋病的传播转入地下。
   “当感染者罹患其他疾病需要进行手术治疗时，常常面临求医无门的艰难处境。”CAP+秘书处协调员孟林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CAP+与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合作、中国人大性社会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治疗与生存状况定性调查报告》中显示，接受调查的人员中，80%有手术需求的感染者遭到医院拒绝。

实际上，我国政府在2004年就提出了“四免一关怀”的政策措施，以保障艾滋病患者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权利。特别是经济困难人员中的病人，可服用免费的抗病毒药物，接受抗病毒治疗;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和病毒检测的人员，可得到免费咨询和艾滋病病毒抗体初筛检测等措施，为艾滋病的检出和治疗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然而，其中的“一关怀”，也就是指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提供救治关怀，将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属，纳入政府补助范围，扶助有生产能力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从事生产活动以增加收入，却没有完全落到实处。

“患者张某(女)因患肾积水，到北京某医院专家门诊就诊，医生认为病情严重，需要立即手术。但当患者主动说明是艾滋感染者后，对方随即表示没有能力进行手术，让其转到某传染病院，而该传染病院又缺乏肾脏手术能力。”CAP+秘书处的任少鹏为本刊记者提供了诸多艾滋感染者“手术难”的具体案例，均发生在医疗机构获知患者感染事实之后，其中约八成是感染者主动向医务人员告知，约两成为医疗机构术前检查获知。

《传染病防治法》将传染病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艾滋病和乙肝同属于“乙类”，而乙肝感染者早已能在普通医院就诊。

“许多艾滋病感染者选择去私人诊所、不检测血液的基层医疗机构，或选择去来不及检测血液的医院急救门诊。”孟林认为，让艾滋病人在“地下”状态就诊，这反而提高了传染风险。

“在美国，85%的艾滋病人都得到了医学随访，而我国绝大多数艾滋病人找都找不到。”孟林说，我国尚未建立有效的医学随访体系，多数感染者处于隐匿状态，带来的隐患极大。

艾滋病人也是人，艾滋病人也需要正常人一样看病就医，也需要工作吃饭，倘若以歧视的眼光异样对待他们，极大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制日报》记者10月9日从反歧视公益机构南京天下公获悉，受到广泛关注的镇江艾滋就业歧视案已于近日和解结案。被告对原告进行了口头道歉，原告同时获赔4万元。这是全国第二例获得赔偿的艾滋就业歧视案。针对本案结果，公益机构南京天下公法律援助事务负责人江亚萍表示，该案历时十个月，是所有艾滋就业歧视诉讼中开庭次数最多的案件，足以反映出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审慎态度。

关心、帮助和不歧视艾滋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应该得到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帮助。家庭和社会要为他们营造一个友善、理解、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鼓励他们采取积极的生活态度，改变危险行为，配合治疗，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生命质量、延长生命，也有利于艾滋病的预防和维护社会安定。防治艾滋病不仅需要政府的参与，更需要全社会普通公众支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履行承诺”，才能真正“遏制艾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