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崔文在武汉生活的第三年，原本他应该回粤东老家过春节。由于疫情暴发，担心把感染风险带给家人，他在武汉“封城”前一天退掉了回家的车票。三天后，他报名成为一名志愿爱心司机，每天接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到金银潭医院领取药物。

随着交通管制愈发严格，接送任务变为帮感染者去医院代领药物，再通过邮局寄出。代领志愿者每次需要在医院待上近8个小时，代几十位感染者取药。这项工作还在继续。截至目前，崔文和其他志愿者已无偿帮助至少2000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获取抗病毒药物。

滞留

生于1990年的崔文来自一个粤东小城，大学毕业前一直在广东生活。三年前他来到武汉，目前在当地某金融公司工作。

今年春节，崔文原本打算回老家陪伴父母，并提前一个月买好了1月22日下午从武汉出发的车票。

然而，武汉的发热病例越来越多。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明确表示，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的现象”。崔文开始犹豫还要不要回家过年。

“我的家乡年味很浓。”崔文说，在外地工作的这些年，每年过年他都会回家。由于担心自己可能携带“潜伏的病毒”影响家人，1月22日，崔文退掉了车票。第二天，武汉宣布“封城”。

在武汉三年，崔文一直在一家与艾滋病防治相关的公益机构做志愿者。该机构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心理咨询、辅导、用药指引等，崔文曾多次在业余时间参与科普教育工作。“封城”后，武汉市内交通中断，不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无法出门领药，向该机构求助——他们必须定时服药，且不能中断；药物本身免费，但按照规定，必须由本人前往医院领取。

1月24日，崔文在微信群看到该机构招募爱心司机接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去金银潭医院领药的消息。他在武汉有车，便报了名，“不希望艾滋病患者们因为疫情被迫断药，承受‘二次伤害’。”

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来说，药物是延续生命的必须品。崔文介绍，感染者需要定点、定时服用抗病毒药物，绝大部分感染者所服用的药物，断药可能使感染者面临耐药和发病的风险，甚至危及生命。

摆渡

崔文就这样成为了武汉街头特殊的“摆渡人”。

出门的时间一般是在午饭后，开车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所在地、送其到医院领药、送对方回家，如此循环，一个下午崔文最多能接送4位感染者。最近的一次，他开车到对方的位置只需要15分钟，再开30多分钟到金银潭医院。距离远一些，接上对方就需要一个小时。大多数时候，崔文可以在晚上六七点到家。

领药的地方在金银潭医院的爱心门诊，需要感染者本人自行进入并办理相关手续。许多感染者对路线和流程不熟悉。如果是年轻人，崔文会告诉他“直走右转就到了”，然后在车里边刷手机边等待，如果是外地人或者老人，他就会领他们进到门诊里，并耐心地告诉对方步骤。

虽然爱心门诊和发热门诊的距离不近，但考虑到这是新冠肺炎治疗定点医院，一开始，崔文也十分紧张。去了几次确保无事之后，胆子才越来越大。好在不久后，有人给他所在的公益机构捐赠了一些防护服，崔文得以全副武装后出门。

令崔文感到意外的是，他接送的许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见到他时，总会忍不住问他是不是也是感染者，得到否定答案后，往往表现得很惊讶。崔文说：“他们可能觉得，只有患者才会帮助患者。其实不是。”大多数时候，崔文和车上的人都保持着沉默的默契。

崔文无从得知也无意打探这些求助者的处境，但他们身上似乎有一点共性：缺乏药物的焦虑，和拿到药物后的释然。崔文形容，这是有如“重生”的感觉。

有两位老人曾让崔文印象深刻。两人都不是武汉本地人，不知如何领药，兜了一大圈，找到了武汉社区的工作人员，并对接上了崔文做志愿者的公益机构。在他的帮忙下，两位老人分别开好了药，在医院门口不停地向他道谢，还打电话一一感谢帮助过他们的人。

“他们的焦虑好像一下子释放了。”崔文感慨。文化程度不高、信息滞后、年龄大、外地人……崔文一边观察，一边想象，在见到他之前，两位老人需要跨越多少阻碍。

“艾滋病只是慢性病的一种。”崔文对其他慢性病患者的生存状况也感到担忧，他不知道其他慢性病患者是否也有公益组织、或是病友群等在做类似的社群关怀。“我们的需求匹配是比较精准也比较快的。其他人，他们怎么办？

转变

随着武汉交通管制的升级，崔文的私家车不能再上路。在经过协调，获得行车通行证及有关部门的许可后，2月底，他服务的公益机构得以采取更高效的办法：不再接送感染者领药，而是由志愿者代领，寄送给感染者。“以前一次只能帮助几个人，现在可以帮助几十个人。”

崔文和其他志愿者身上的责任更重了。每天，第一拨志愿者需要在8时许到达金银潭医院，帮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挂号、打单开药、完善信息、反馈给医生、取药。16时左右，这些药会被装上车，送给下一拨志愿者，由他们完成核对、包装、检查的工作。第二天，第三拨志愿者会把这些药拿去邮局邮寄。

崔文告诉南都记者，相较于检查或邮寄工作，去医院领药的工作更加艰巨。领药的任务往往由两三个志愿者完成，一般一次领取五六十人3个月的药物，志愿者需要在医院待近8个小时。大家轮流去医院或邮局，但由于人手不够，一些志愿者也会连续几天去医院。“也许是心理作用，也有可能确实很累，一些志愿者曾出现不舒服的情况。”开始代领药之后，崔文就连着去了好几天医院，但他觉得“还好”。

2月中旬，崔文就职的公司已开始线上复工。随着工作任务越来越多，崔文没办法每天都去医院代领药。但他还是决定，周六日两天去医院，工作日五天抽时间去邮局寄药。他没想过退出，“如果我不坚持了，其他志愿者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我知道他们也很累了。”

对于回报，崔文没有太在意。他告诉南都记者，和他一样，不少代领药的志愿者平时就在为公益机构做志愿服务。大家都没有工资，加入时也没有往这方面考虑。“私底下都很熟，都知道机构本身资金不是很充裕。一起度过难关吧。”两个月以来，崔文已支付了近1000元的油费。

一切都在慢慢好转。3月上旬，崔文已经习惯了工作日的中午花两个小时去邮寄药物，周末再去医院代领药。和前期相比，求助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少了许多，他的工作量也有所下降。在邮局等待的间隙，崔文一般会同步在手机上处理紧急的工作信息。

温暖

在帮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同时，志愿者们也收获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温暖。

开展志愿行动以来，崔文所在的公益机构收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物资捐赠。志愿者们帮助的人越多，提供帮助的人也越多。一些受助者会捐赠物资给机构，很多陌生人也在出力。后期有人来捐赠，但被该机构拒绝，因为物资已经饱和。“大家看到了机构付出的努力。本质上大家捐东西给我们，也是想让我们去帮助更多的艾滋病患者。”崔文说。

2个多月的相处，医生们在崔文心目中“高冷”的形象被打破。崔文说，去医院多次，志愿者和爱心门诊的医生们渐渐熟悉起来。有医生留意到脸熟的志愿者有几天没去，还会问其他人，“他怎么没有来啊？”

崔文的性格慢热，和医生的交流并不多，但他记得，有次周末去代领药时，一位医生在通道上碰到他，主动和他握了握手——那是他刚获得行车通行证不久后。此前，他的车因没有通行证，被交警拦下，他也在桥上困了半小时。这位医生也听说了这件事，“他说，辛苦了。”

更让崔文感动的是，还有医生贴心地给志愿者们准备午饭。崔文说，在医院代领药的近8个小时中，午间的1个半小时是医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志愿者们也会暂停手头的工作。医院外的餐馆都未营业，志愿者们没有地方可以吃饭。了解到这一情况，医生们特意从他们的餐食中，留下几份饭给志愿者。

疫情之下的志愿者们也在抱团取暖。有志愿者在公司办公室住下，经常吃泡面，其他志愿者就轮流带吃的给他，有时是自己家里做的饭菜，有时是零食。

休息时间不足，再加上志愿服务时间比较久，有志愿者“不可避免”地出现头晕的症状。有一天崔文也感觉不适，许多志愿者发私信关心他，“他们建议我第二天不要去医院了。之后的几天，他们都在问我症状有没有改善。”

正轨

3月25日零时起，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鄂通道管控，有序恢复对外交通。这天，崔文已经回归公司实地复工。公司采取轮班制，一周中，需要有2天去实地办公。“最近大家还很谨慎，感觉还没有缓过来。”崔文说。

目前，崔文做志愿服务的公益机构每天仍有志愿者去金银潭医院代领药，但需求量已经大大减少。志愿者一次领取三四十人的量，一上午就可以完成。最近一周，崔文只去医院代领过一次药。下次轮到他，预计还需要一段时间。快递行业也已基本复工，志愿者们不再需要亲自去邮局寄药。

自始至终，崔文在老家的父母都不知道他在公益机构做志愿者，更不知道他在疫情期间还外出。疫情之初，父母每天都会在饭点前后发微信消息给他，问他有无按时吃饭，身体是否无恙，有时候也会直接打来语音电话。崔文都说自己一直“安全地宅在家”。他打算，“五一”之后再回去看望父母。

在武汉生活近三年，崔文对武汉和武汉人的印象是“爱吵架”、“有点火爆”。虽然他时常会和朋友吐槽这一点，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对这里的好感。他说自己已经把这当作这个城市必不可缺一部分，觉得“蛮好的”。

崔文曾经希望在每个城市都生活几年，来到武汉之前，已经路过几个地方，每到一处生活，最后总会觉得“蛮好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最近，他突然萌生了在武汉安定下来的想法。

采写：南都记者 吴佳灵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崔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