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教导员“肥仔”和防艾社工在一起
    同伴教导员
    “希望帮助和我有类似经历的人”
   防艾工作不容易，但并非无解，同伴教育员就是一大“法宝”。“不少感染者会把社工，甚至医生电话加入黑名单，我们找不到他们时，只能通过同伴教导员帮忙。”肖礽告诉记者，同伴教导员是艾滋病社工服务中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本身是感染者，能够领会感染者的痛苦和无奈，因此介入服务时会更加容易取得信任。”
    事实如此。肖礽所在的NGO曾经对接触到的458名感染者进行问卷调查，有超过80%的感染者愿意成为义工去帮助其他感染者，而其中较为活跃的就会发展成为同伴教导员。
    被社工们亲昵地称作“肥仔”的年轻人就是一名同伴教导员。他曾经因吸毒染上艾滋病，在防艾社工的帮助下走出了病情所带来的阴影，成为了防艾项目的义工和同伴教育员。
    多年来，“肥仔”心中有一道永远的痛：“那是一次探访，一家三口都是感染者，小女孩只有半岁，可家庭十分贫困，孩子进入危险期却面临被停药，只好向社工求助。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孩子望着我的眼神。”时过境迁，他仍忍不住难过。遗憾的是，三天后小女孩离世，这也给他极大的触动，因此他决心坚持下去，“我希望用过来人的身份关怀那些和我有类似经历的人们，这也是我对社会的一种回馈。”
    如今的肥仔已经收获了婚姻，而且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儿，妻子是在一个艾滋病患者群上认识的，聊得投缘，很快恋爱结婚。如今她也是一名同伴教导员。“肥仔”告诉记者，目前一家人靠低保度日，他曾经找过工作，但对方听说他的病情后还是拒绝了。如今的他正在准备社工师的考试，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社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现状
    感染低龄化与性教育缺失有关
   “服务对象低龄化现象已经越来越明显，我曾经做过一个12岁感染者的个案。”肖礽严肃地告诉记者，此外，她接触到的高校学生感染者也多了起来。
    根据广州市疾控中心2014年12月公布的数据，去年学生病例报告人数较2013年同期增长63%，15-24岁青年病患增长27.6%。此外，“男同”也成为了大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最高危的群体，因为多数大学生“男同”采取了不安全性行为。
    “这与如今青少年性教育缺失有很大关系。”卢葆棋告诉记者，每次进学校宣传防艾知识时，“凡是提到与性相关，老师都会比较紧张。但孩子们需要接受这些教育。”卢葆棋呼吁，社会各界能够重视青少年性安全知识教育，“防艾教育应当像一个生态链，各个环节都需为之努力。”
    李含是广州一家长期开展艾滋病综合防治项目的社工机构的副总干事，自2006年起，她所在的NGO就开始与各类基金会和政府卫生部门合作开展此类项目。
    李含告诉羊城晚报记者，相对于目前感染者的需求，防艾社工的力量有限，人才的缺失是目前最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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