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傍晚，一个中年男性在其爱人的陪同下转到市传染病医院感染科。这名艾滋病人已出现严重的呼吸衰竭，身体的痛苦和内心的耻辱感让他情绪十分低落，接受医生询问病情时很是抵触。与此同时，他的爱人也是一副嫌弃的表情，“该他背时！”她反复强调这四个字。蔡琳用最大的耐心艰难地去了解病人的各种状况，在不经意间，蔡琳发现，病人的爱人已经离开了，他不得不通过留下的电话与她沟通和交流，然而她反复强调的还是一句话：“知道了，你们治嘛。”之后再无多话。
这个病人仅仅是蔡琳遇到的众多艾滋病人中的一个，“他们有着强烈的耻辱感和自卑感，而家庭成员的嫌弃和抛弃又让他们陷入深深的自责，所以，抵触、抗拒、自暴自弃贯穿了整个治疗过程。”
在一次对一名因注射吸毒而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实施治疗时，这名同样抗拒的患者一句话让蔡琳猛然意识到病人自暴自弃所潜藏的更深层次的危险，他对护士说：“信不信，我用针头刺你！”这句夹着愤怒的话使人警醒：若不尽量让艾滋病人阳光起来正确面对疾病，那么他们中可能会有人以极端的方式带来传播的危险！
艾滋病医生，该如何去做呢？
告诉大家
艾滋病和高血压一样是种慢性病
小捷30多岁，艾滋病发病已有近5年时间，因为免疫力较低，几乎每年都要住院进行抗感染治疗。在身体健康的时候，他像正常人一样上班，在业余时间，他会和一些公益组织一道去进行艾滋病关爱活动，传播艾滋病预防科普知识。他整个人看起来是健康的，微笑随时挂在脸上，“只要心里有阳光，人就会阳光，信心是可以建立的，尊重是可以赢得的。”在市传染病接受治疗几年，小捷基本建立了较为强大的内心。
但最初进医院的日子并不是这样的。那时他悲观、绝望，感觉自己被整个世界抛弃，遭到所有人唾弃。蔡琳记得，小捷在到医院治病的时候，他的眼光是警惕的，“他在用这种特有的眼光建立一道城池实现自我保护，生怕遭到外界的攻打。”蔡琳说，小捷只是众多艾滋病人中潜意识渴望自我保护的人之一，要让他们松弛下来，配合治疗并主动参与艾滋病防治，必须要让他们正确了解疾病，让他们感受到仍在群体当中，并没有被抛弃。
要让一个艾滋病人正确面对疾病并建立对生活的信心，其实不是几句话就可以办到的事情，而是一个较为漫长且较为复杂的过程。但小捷转变的开始和其他病人一样，是从温暖的谈话开始的。在感染科，不论是作为科主任的艾滋病专家何盛华，还是艾滋病专家蔡琳，以及其他的艾滋病医生，在病人初入院的时候，他们都会接收到这样的信息：艾滋病是一种慢性病，它和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一样，需要常年坚持治疗，自身的恐惧只能帮助病毒将你打败，而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心态能帮你将疾病控制得更好，与正常人并没有多大不同。即将来临的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每到这样的日子，我们会对艾滋病的防治投以关注的目光。但在此之后呢？社会的关注目光也许淡了，但有一群人始终在这个没有硝烟的前线战斗着，他们，除了有疾病预防人员，还有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感染科的医务人员。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虽然辛苦、危险，却并不为人所知。
防治艾滋病，每个人都有责任，了解常年战斗在这条战线上的医务人员所从事的工作，也许更能让我们理解他们，从而让我们主动参与到艾滋病的防治当中。因此，本期《健康成都周刊》特别推出这篇报道—
周五快要下班的时候，蔡琳接到一个电话，“周末有时间喝会儿茶？”电话是一名艾滋病人打来的，若没有特别的安排，他通常不会拒绝病人这样的邀请。周末早上，他像正常上班一样早早来到病区，查完房、交代完医嘱，他洗了手、摘掉口罩、脱下白大褂，下楼钻进汽车，点燃火驶出位于三环路航天立交桥内侧的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向市中心驶去。
冬天正在走向深处，天气日益寒冷，路边的树木已经开始落叶，行人缩着身子，有的用手紧抓住领口，生怕冷空气灌入身体。蔡琳觉得，大多数艾滋病人的遭遇犹如这寒冷的天气，医生的情感关怀好比给他们添加了件温暖的衣物。
艾滋病医生，这是蔡琳的身份定位。作为医生，他的主责与其他医生一样：治病救人。然而，当加了一个“艾滋病”前缀时，这个医生的意义与其他医生又有巨大的不同，除了人们意识上的紧张、恐惧和担忧，还有一种神秘。蔡琳希望去消除人们意识上存在的这些东西。
成都第一例艾滋病人
他如临大敌
成都出现第一例艾滋病人的时候，蔡琳是参与治疗的医生之一，但他没有想到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专职的艾滋病医生。
2000年。当时蔡琳是市传染病医院肝病区医生。虽说是肝病区，但他们会收治包括脑膜炎、水痘、麻疹、结核等各种传染病，同时还承担公共卫生应急任务，因而他们自称为“杂病区”。当第一例艾滋病人发现时，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作为“杂病”送到了他所在的病区。
这例艾滋病患者并非出自成都本土，而是来自泰国的游客。在成都旅游过程中，他因感冒而导致较严重的肺炎，到医院就诊时，验血检查发现，他是名HIV感染者。医院立即将筛查结果上报到省卫生厅，于是，省卫生厅指令将这个泰国游客转到市传染病医院接受治疗。那天正好蔡琳值班，便成了参与治疗的医生之一。
突然到来的第一例艾滋病人，让包括蔡琳在内的医生打乱了阵脚，在此之前，他们只是从书本上接触过艾滋病，并没有见识过真正的艾滋病人，更谈不上在专业上的经验，甚至是，尽管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但在意识里，他们和其他普通群众一样对艾滋病心存恐惧，不知如何下手。
多年以后的今天，当蔡琳回想起对这例病人的处理时，不免露出自嘲的微笑。他记得很清楚，因为害怕传染，在接触病人时，他在白大褂外面套上了白色的隔离衣，从头到脚捂得严严实实，全身上下只留一双眼睛在外面骨碌碌地转，由于隔离衣遮挡了耳朵，连听诊器都没法用。病人在全副武装的医生面前瞪大了一双惊愕的眼睛，包装得像太空人的医生似乎如临大敌。
因为是成都第一例艾滋病人，蔡琳和市传染病医院的医疗团队在治疗上只有摸着石头过河。在查阅大量医学文献后，他们通过抗感染治疗，很快就控制了病情，得以让这名泰国游客安全返回国去。这次治疗让蔡琳摸索出一些治疗经验：艾滋病是感染性疾病，患者免疫力低下，在抗感染治疗上与普通患者有诸多不同。成功控制患者病情，让他得到一种成就感，也让他开始投入大量时间去研究这种病的治疗。
专职艾滋病医生
远远不止治疗那么简单
在成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人过后，严格的HIV筛查使病人逐渐浮出水面，市传染病医院开始陆续收治川内的艾滋病人。在2000年到2003年期间，医院住院的病人也就在10余个左右，而到2008年时，住院病人已达到20至30人。在蔡琳看来，这样的数字递增是符合规律的，因为艾滋病有6到10年的潜伏期，在潜伏期过后，感染者开始出现症状。
接诊的艾滋病人多了，蔡琳最初那种恐惧感逐渐消失，转而向身边的人普及艾滋病知识，“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种：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只要洁身自好，做好个人保护，是不会被感染的。”尽管如此，当市传染病医院在2008年专门成立收治艾滋病人的感染科时，就要不要专业从事艾滋病治疗工作，他还是经历了一场内心的纠结与挣扎。
因为之前艾滋病人都是收治在蔡琳所在病区的，所以医院想“整抬”这个病区，变成感染科。医院领导征求每位医生的意见，如果不愿意留在这个病区，可以调整到其他病区。蔡琳的纠结与挣扎在于，这个病区的医生护士很团结、很温暖，像个大家庭，离开有些不舍，如若不离开，每日面临的又是艾滋病人，又脏、又累、又危险，一旦发生职业暴露，可能是自己和家庭无法承受的。在经过内心的挣扎过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从事艾滋病工作，“自己不面对危险，别的医生也会去面对。这也是个很新的专业，充满挑战，而挑战总会带来更多成就感。”
蔡琳没有想到，他要从事的这项工作，远远不止对病人进行治疗那么简单。
他们的这个信息，至少让病人看到云层中射出一道希望的光芒。蔡琳说，事实也是如此，国内外的诸多研究显示，艾滋病需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通过积极有效的抗病毒治疗，他们的生存时间和预期寿命可接近于正常人。CD4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中的一种重要的免疫细胞，正常人的CD4细胞是在每立方毫米500到1600个，艾滋病人通过规范化持续治疗，他们的CD4细胞可以维持在500左右，基本达到或达到正常人水平，“通过治疗控制得好，他们同样可以正常上班。认为自己被社会抛弃，更多是他们源自内心的自我感受。”
但是，让病人摆脱灰暗的心境，远不止如此简单。蔡琳说，艾滋病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问题，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还受着社会、家庭、个人心理等等因素的左右，“我们不仅是名临床医生，而且还要充当临时心理医生、家庭矛盾调解员、健康科普传授者等诸多角色，从多角度让家庭和病人都配合治疗，让病人走出心理的困境。”
在充当多重角色过程中，艾滋病医生最重要的一点是保密，毕竟，当社会对艾滋病人的宽容度尚未达到一种理想状态的时候，保密是让患者维持正常生活的一种不得不采取的正确措施。病人到医院就诊，要签一份委托书，只有在具有病人自己所签订的委托人的情况下，医生才可以跟受委托人交流病情，如果没有，那么医生只会和病人交流。有的亲属或朋友在得知病人住院后，会前来看望慰问，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会配合患者，告诉前来看望慰问的人得的是重症肺炎或者结核等病。“在长期的配合中，大多数病人和医生已经产生一种默契，他们相信医生，并从医生开始建立对生活的信心。”蔡琳说。
职业暴露
艾滋病医生不能不面对的危险
长时间与病人相处建立的默契与信任，让蔡琳有了很多艾滋病人朋友，他们有时候会向他发出邀请，比如一起喝茶聊天，或者一起吃顿饭。如果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情，他通常会答应患者的邀请，“与正常群体相比，他们内心更脆弱，更需要得到认同，轻易的拒绝不是好事情。”反过来，蔡琳也会从患者的认可中获得一种成就感，觉得付出是值得的。
帮助病人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去，在获得成就感的时候，艾滋病医生不得不面临职业暴露的风险，这种风险，是外界少有人知的。
蔡琳也曾遭遇过一次职业暴露。那是三年前，一名颅内感染的艾滋病患者住院，需要通过穿刺的方式作进一步检查，但在操作过程中，病人不是很配合，第一次穿刺未成功，继续做时，穿刺针反弹过来，刺在了他左手上，血立即就冒了出来。但让旁边的医生护士都吃惊的是，蔡琳并没有马上丢下病人跑去冲洗、服用阻断药物，而是继续完成病人穿刺后，才离开病人去取冲洗消毒并服用阻断药物。蔡琳说：“阻断药物只要在两个小时内服用，效果都是最好的，病人穿刺一次不容易，哪能马上丢下病人就走？”服用这种药物是痛苦的，每天需要定时，哪怕半夜，也得爬起来吃药，而且得连续服用28天，药物有明显的副作用，会造成人头晕、拉肚子等等，那种漫长的折磨是需要用耐力去对付的。
在感染科，专门负责艾滋病人治疗的医生、护士都在面临职业暴露的危险，医生要做腰椎、胸腔、腹腔等各种穿刺检查，在病人不是很配合的时候，穿刺针可能刺到自己，而护士平时输液打针，也可能刺到自己。但在职业暴露面前，他们对身边的亲人朋友以及病人面前，表现出的却是淡定，“我们不能将一种紧张情绪传递给身边人。”蔡琳说，他那次发生职业暴露后并没有告诉家里人，偶然间，他的妻子却从同事发来的安慰短信中发现了。但让他和同事们欣慰的是，后来的检测表明，他并没有因此感染。
就在上周，在“成都好医生”推荐活动中，蔡琳通过患者投票方式，进入了“好医生”10强，这不仅是患者对他的认可，也是对医院的认可。但他认为，他只不过是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感染科医护人员当中的一员，“除了我，我们10多个医生和40多名护士，每天所从事的工作是一样的，对待病人也是一样的，我们是一个团队，谁也分不开。”
而院长刘勇则对记者说，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在艾滋病的治疗水平方面之所以能位居西南地区前列，“正是有像蔡琳一样的医护团队，他们每个人都是好医生、好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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